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述，只是在一些史书附设的“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中记载了一些与文学史相关的材料。中国人自己撰写本国的文学史，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据统计，一百年来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竟达一千多部，算得上一门“显学”了。 纵览中国文学史的百年书写，我发现，“自然”的位置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放弃了。从生态批评的视野看，这显然是一个应当弥补的课题；若是从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特质看，那该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原谅的疏漏。 一 最初的文学史编写，如林传甲、黄人、刘师培、王梦曾、谢无量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还停留在对于作家、作品的罗列介绍，体例不一，内容驳杂，多被后来的文学史家所诟病。然而，在这些早期文学史著中，我们尚且还可以看到“自然”出没的迹象；待到后来，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愈来愈完备、成熟了，“自然”却变得更不足道，即使偶尔出现，或者仅只作为文学表现的题材、人物活动的背景，或者竟至成了消极的、有待于克服或战胜的对象。 比如，有的文学史著中讲文学起源于“劳动”，而劳动就是向自然开战。讲“神话”是文学的最初样式，于是，神话反映的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女娲补天”，“反映了我国原始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无比伟大的力量”；“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全都表达了人类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意志。与此同时，大量表现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神话则被排斥于文学史的书写之外，而对于选取的这部分神话则又做出过于简单、随意的解读。据叶舒宪先生的仔细考据，“夸父”并非与大自然较量的烈士，“夸父追日”恰恰表达的是以阴逐阳、和阴入阳的“道”的循环运动，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一自然规律的心理认同①。 如果尊重中国文学发展的起码的事实，就不难承认，老子与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显然大于荀子与王充，但在一些权威的中国文学史著中，老、庄占据的篇幅却不及荀、王的一半，至于对他们的评价，更是表现出立场鲜明的褒贬。老、庄因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参赞化育、顺应自然而被常常指责为消极悲观、反动迷信；荀、王则因其倡导天人之分、戡天制天、理物骋能、人定胜天而被颂扬为无神论的英勇战士、伟大的思想家。尤其是王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原本不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一部《论衡》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背谬、自相矛盾，经胡适在“五四”时期定调后，王充便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奉为“伟大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务实求真、反迷信、反宗教化的无畏战士”，在一些广为发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中，王充总是占据了显著的章节。而主张“气类感应”、“天人合一”、“法天而立道”并对两汉乃至六朝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董仲舒，不是遭遇冷落，便是被列为抨击的对象。对此，龚鹏程先生感慨地指出，“今之论六朝文论者，往往溯源于王充，误认祖祢矣”②。王充之所以得宠于文学史家，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论衡》中表露的“天人两分”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恰恰是可以用来与西方的文化思想传统，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传统加以比照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百年来我们所谓“成熟的”文学史书写，究其底里，原本依赖于对一种西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人类与自然被看作两个截然对立的存在，社会进步的程度决定于人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程度——即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文学的发展便意味着文学如何走出自然。走出自然，改造自然，意味着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顺应自然，返归自然，则意味着文学的消极乃至反动。于是，文学的内在价值与社会意识的成见便常常在文学史书写的诸多论题中，形成显著的落差。 二 于20世纪初启动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所依据的显然并非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而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主导思想。中国人在书写自己民族的文学史时，反倒主动地放弃了自己民族文学中固有的思想传统和民族立场。应当说这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动向密切相关，正如戴燕女士在其《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指出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近代中国努力在新的世界格局里探索新的定位，正好同步。”③ 遗憾的是，历史为中国人走向世界选择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清代末年，当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华民族自己的道统已经衰微，面对的是一个强大、高傲而又蛮横的西方世界；当中国的知识界开始瞻望西方时，自己却已经失去了多半的自信。于是便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中国对西方的倾慕、追随、学习、模仿竟是以西方对中国的鄙薄、拒斥为前提的；而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前提，则是首先必须拔除自己的文明之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一批民主革命的先驱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以及钱玄同、梁实秋等，或多或少都曾介入过这场“自我拔根运动”。 拔除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后，移栽进来的是“科学”与“民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时夹杂了“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决定论的社会发展观念”的西方现代思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主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路线。“白话文学”、“平民文学”背后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以及“社会进化论”。生产工具的进步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工具的进步也决定了文学的进步；语言是文学的工具，白话相比文言是语言工具的进步，因此白话文学对于文言文学的取代也就成了文学的进步。李商隐、严羽成了文学的罪人；为工商业与城市经济催发的元、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也就成了中国文学进步的顶峰。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被一些大胆而草率的假设所肢解、所割裂；个别案例的考据，则被冠以“科学实证”的美名。大势所趋，就连胡适的反对派钱基博先生，当年也不能不扯起“科学实证”的旗号，呼吁“文学史家”要像“理化学家”一样，“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