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时期内的人文学术研究领域，被众多研究者频繁使用的关键词莫过于“终结”、“转向”这类语词了。对“终结”而言，有“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革命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然也免不了“文学的终结”；对“转向”而言，有“哲学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图像的转向”、“视觉的转向”，当然也有“视觉文化的转向”。简言之，我们在此起彼伏的“终结”声中迎来了令人“晕头”的各种各样的“转向”。对文学研究尤其是文艺学学科而言，部分研究者在“终结”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或“视觉转向”。问题在于，文学研究的这类转向是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还是将文学研究引领到一个更加问题丛生的领域。换言之，文学研究在“扩容”的同时是在不断“消解”自身还是在不断“丰富”自身，文学研究如何应对图像转向、视觉文化等的挑战，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尤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究竟如何理解，这既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又是我们必须审慎回答的理论问题。 在我们看来，文学研究要应对视觉文化的挑战，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初步的理论思考。一方面需要对文学研究当下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判断，另一方面更需要对视觉文化目前的研究现状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与认识。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对当代文化走向的基本判断；第二，对视觉文化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视觉文化的界定、视觉文化的本质作扼要分析与阐释；第三，技术、媒介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研究的可能路径；第四，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再坚持文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论断，而认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之所以发生这种立场的位移与变化，究其实质是源于对当代社会及文化走向的基本判断。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视觉”社会，我们的文化已经成为“视觉文化”，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视觉化”或视觉性弥漫、高度拟象化的景观世界里。基于这样的认知与判断，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自然就成为亟待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固然有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发生重大转型这一客观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译介过程中，沿用乃至照搬了其相关论断，这就必然导致相当一部分论断与我们的社会现实、文化现状、文学研究实际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对西方而言，自20世纪初以来，视觉文化必将取代印刷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等类似的预言、断言就不绝于耳，时至今日已近百年；对国内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图时代”、“图像转向”、“视觉转向”、“图像化生存”等类似的断言也被反复提及，屈指算来也近二十年。 从相关研究论著看，国内的视觉文化研究主要以20世纪初的巴拉兹，30年代的本雅明、海德格尔，60年代的德波、麦克卢汉，70年代的波德里亚、巴伯格、丹尼尔·贝尔，以及90年代以来的米歇尔、艾尔雅维茨、米尔佐夫等的相关论述作为思想与理论资源。具体而言，巴拉兹早在1913年就断言，视觉文化将取代“概念文化”（印刷文化）；本雅明在写于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针对摄影、电影等新艺术形式与文化形态，以展示价值来概括其社会文化功能；海德格尔在写于1938年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① 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在《媒介的延伸》（1964）中，将现代人界定为“图像人”（Craphic Man）以区别于传统的“印刷人”（Typographic Man）；德波在《景观社会》（1967）一书中进而将这个社会概括为“景观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境》、《象征交换与死亡》等论著中，提出了消费社会中的拟象理论；丹尼尔·贝尔则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断言：“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② 对另外一些理论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是一种视觉文化这一论说不再是一种理论预言，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现实，诸如“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③ 以及“这种要保护‘我们的言语’而抵制‘视觉’的需要，就是表明图像转向正在发生的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④ 等等论述，都充分印证了这一基本理论认知。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新世纪的7年间，国内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论文就达四百多篇⑤，其中绝大多数持“视觉转向”的坚定学术立场，与文化研究一道成为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引领了学术研究的潮流。 但是，我们在此要追问的是：西方图像转向、视觉转向、景观社会等理论论断的社会文化等意涵是否与我们的社会文化等意涵同质同构，其自身理论有无悖论之处，这种悖论是否也同样适合于我们，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讲，视觉文化的理论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宣称我们已步入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主导的年代；另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依然不明白何谓图像，何谓视觉文化，“我们仍不确切知道图像是什么，它们与语言的关系怎样，它们如何作用于观者和世界，如何理解它们的历史，我们对它们该做些什么”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