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又称“学院派批评”或“学院式批评”，按照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划分，学院批评可看作是以大学教授为批评主体的“职业的批评”。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学院批评很可能是王宁在1990年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①。这就意味着从获得命名到既成事实，学院批评已经过差不多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我们固然可以说学院批评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学院批评也隐含着不少问题，面临着诸多困境。笔者身在学院之中，对其中的问题体会也就更深一些。故以下所论，虽言及他人，其实也包含着某种自我反思。 一 要想说清楚学院批评现在存在的问题，回到学院批评的发轫期也许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长期积累之后的一种并发症。 如果从文学批评发展的逻辑链条上看，学院批评应该是对20世纪80年代印象主义批评的一种反拨，这从一开始对它的定位中便可见出分晓。王宁指出学院批评“与直觉、印象式批评有着本质区别，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鉴赏或文化批评。学院派并不是一个有着完全一致的理论背景或美学观点的批评流派，而是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中的一种倾向或一种风尚。它应当同直觉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一起，形成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之格局”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院批评虽然有与直觉印象式批评分庭抗礼之意味，却也试图从直觉印象式批评中汲取某种精神。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王宁在强调学院批评学术传统的同时，还特意要让学院批评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强烈的干预和参与意识”。事实上，这既是直觉印象式批评的精神之一，也是80年代流风遗韵的一种体现。 这就不能不谈到80年代。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的一件大事是有了所谓的“第五代批评家”的崛起。从1986年在海南召开、以“我的批评观”为中心议题的“全国青年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中获悉，“第五代批评家”乃思想活跃、年轻有为之士（大都三十岁左右），他们铸造的批评观中有如下两个核心观点：1.批评是一种自我体验、自我创造、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是和世界交换意见的一种方式；2.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③。而这种批评观又可用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话加以概括：“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或“批评就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④。这种批评生机勃勃，甚至让年即半百的陈骏涛感受到他与“第五代批评家”的差距，也让他悟出了其中的一个道理：“搞文学的人，其目光绝对不能仅仅止于文学，而应该关注文学以外的广泛的问题。首先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这些每一个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人，特别是搞文学的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就知识领域来说，还应该涉猎除了文学以外的其他部门——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⑤可以说，这样的批评既是文学批评，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学与外部现实接通的批评，它所警惕的恰恰是那种自我封闭式的学院批评⑥。 然而，这样一种批评范式却被90年代兴起的学院批评否定或取代了。如果在学术的层面上追寻理由，这种否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在看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确实有高谈阔论之嫌，而学理的依据不足，其“宏大叙事”就必然流于空疏与浮泛。同时，文学批评一旦与批评主体的社会关怀与责任联系到一起，也确实更容易形成陈平原所谈的“借经术文饰政论”的局面，于是，“在专业研究中，过多地掺杂了自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体贴、理解和同情，无论谈什么，都像在发宣言、做政论”⑦。文学批评一旦成为一种工具或利器，它也就立刻会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学院批评兴起的惟一理由吗？不是的。能够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固然应当看重，但那些更为隐秘的原因也需要予以澄清。如前所述，对于80年代的许多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是介入乃至批判社会、实施人文关怀的重要手段，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格局，阻断了他们介入的通道。这时候，退守学院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看看这一时期“第五代批评家”的代表性言论，我们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一些难言之隐。比如，陈思和除了委婉批评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之外，还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⑧。陈平原则明确表示，“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他“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⑨。而南帆则明确了学院的一个基本功能——逃避：“学院一直被看作逃避动荡社会的一方乐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学院环境的写照，而通行于学院内部的学术话语仿佛为逃避政治话语的控制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掩护。”⑩在这些隐晦婉转的表达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学院批评之被选择的更加复杂的精神症候。 在这样一种症候面前，我们便可以思考学院批评在正面价值背后所隐含的先天不足。 第一，80年代的印象批评是一种极力张扬批评家主体意识的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它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出发点，但介入现实却成为其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的印象批评并不能单纯在“批评即表现”（像李健吾倡导的那样）的传统框架中获得全部解释，而是还需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想搏击、文化反思和政治诉求。很大程度上，它既接通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气脉，也吸收了萨特式的以“文学介入”为先导、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为旨归的精神资源。然而，印象批评被学院批评接管的过程，却也是印象批评被全面去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消弭在批评客体里，批评回到了文学本位而变得安分守己。“文学介入”的思想既无用处，“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成为批评家的首选姿态。于是，学院批评对印象批评的“否定”并非哲学上的“扬弃”，而是一种划地绝交式的弃绝。南帆指出：“‘学院派’的确看不上信口开河的印象主义批评。二两烧酒，一点才情，三钱想象，添加些许忧郁的表情或者泼皮般的腔调，这种配方炮制出来的文学批评不过是一些旋生旋灭的即兴之论。”(11)我以为，这种观点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