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让作品存在

——关于艺术诠释学的考量

作 者:
徐岱 

作者简介:
徐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浙江省美学学会会长,著作有《边缘诗学》《基础诗学》《批评美学》《美学新概念》《小说叙事学》等。(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曾经主宰艺术诠释学的批评理论,对当今的审美文化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其症结所在是一种以逻辑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主义。这种学说将批评与作品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状态,无视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感性品质。为此当代文论有必要重申这样的思想:批评的意义是让作品存在,而不是取而代之地,将作品当作理论建构的工具。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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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8)01-0023-08

      一 艺术世界的古怪动物

      在现代美学思想中,有个问题事实上一直困扰着诸多从业人员,这就是究竟如何看待“艺术与诠释”的关系。这个问题早先表现为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时不时的摩擦与龃龉,随着现代“批评理论”对文艺美学研究的接管,而逐渐成为围绕审美价值的确认与否认而展开的,两大阵营间势不两立的对峙。

      众所周知,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人们一直接受这样的事实:艺术的目的主要不是为擅长在书斋里制造各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提供“为稻梁谋”的原料,而是为了让芸芸众生们在忙碌的工作之后品味欣赏的。除非有另辟蹊径的高见,否则没有谁会对鲁迅在《诗歌之敌》一文中提出的这个见解表示异议: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结冰的思想家,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因为在艺术实践中,人们对各种以“艺术”命名的东西从简单到复杂的种种体验有个共同点:陶醉感。换言之,“艺术经验无论它们还可能是什么,都是在身体上让人愉快的。”[1]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舒斯特曼教授甚至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出了,有必要将原本作为“感性逻辑学”的美学重新定位于“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的建议。也唯其如此,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一文里,耸人听闻地提出了“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的主张。她的意思当然不是为消费社会里泛滥的色情行业鸣锣开道,而是强调在对待艺术文化时恢复对感觉的尊重,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2](P17)这话其实事出有因。很久以来,对于许多艺术家而言,“他们都不想把批评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而是想把他们看作一批没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在批评中为自己没有成就寻求补偿。”[3](P156)

      无可置疑,不仅从逻辑上讲,总得“先要有作品,然后有理论,先有文学,再作评论”;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有无评论的文学,但没有无文学的评论”的现象。于是在文学与艺术史上,一直存在着批评与创作的冷战局面。在《文学对抗哲学》的书里,美国学者爱德蒙森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学批评在西方诞生之时就希望文学消失,从未有过哪一种知识探索像文学批评这样,起源于一种取消其探索对象的愿望。[4](P1)但如同此书的名称所示,作者的此番批评针对的其实是作为一种知识论的“文学研究”,而并非关于具体的文学以及艺术作品的鉴赏性的批评。他所针对的“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等,只是批评理论家而非批评实践家。

      这种情形在19世纪末开始发生改变。在20世纪,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和人文研究在各大高等学府纷纷登堂入室,作为一门学科的“批评理论”正式诞生,一个命名为“理论的时代”宣告来临。在《批评的解剖》一书的“导言”里,以“原型诗学”著称20世纪人文学界的加拿大教授弗莱,对将文学理论视为“文学世界的寄生物”的看法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强调了主宰文学研究的批评理论作为一门知识论的自律性。对于这些“职业读者”而言,“文学事实像其他构成我们社会现实的客体一样,呼唤着评论、释义、破译、诊断。”因而,“批评过程与其说是对内容的释义,不如说是对它的揭示,是对隐匿在曾经作用于它的种种稽查的歪曲之下的原初信息、原初经验的一种暴露,一种恢复。”[5]

      显而易见,这为以关于艺术的知性把握为特征的理论话语取代以审美体验为基点的关于艺术的经验读解,提供了一种说法。当这种格局终于建构完毕,关于艺术的理论早已与艺术无关,而美学界成了理论家卖弄学问和掉书袋的竞技场。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们的不满。早在1960年,评论家夏皮罗在《捍卫天真》一文里就坦言:文学批评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神学。更早些时候,一位叫雅雷尔的学者在《诗与时代》(1953)中也实话实说:批评在一开始是为艺术作品而存在的谦卑的不入流的东西,而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成了艺术品而为之存在的东西。于是,在自视甚高的批评理论家同从事实际创造的艺术家之间,一种分庭抗礼互不买账的情形渐渐形成。

      “这些大学教授,谈起艺术来的时候是何等可笑的人。”[6]听到福楼拜这样的文学巨匠这么说,批评理论家们的感觉肯定好不起来。但耐人寻味的是,许多身为理论大师的学者对批评理论的批评同样毫不留情。比如在尼采眼里,所谓批评家被看作是“一种古怪的鱼目混珠”者。当代德国文坛首席批评家拉尼茨基也指出:研究者为研究者而写,文人为文人而写而已,而广大的读者则一无所获。马克·爱德蒙森虽身为这类理论家俱乐部的一员,但出于职业的良知还是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指出“这类批评运用实际上以走调的盲视与洞见母题来加强哲学对诗歌权力的剥夺”,而且还明确表示,“希望站在诗歌的立场”上对抗那种“不恰当的概念化的批评”。因为尽管人们可以运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来描述,假装他们明白艺术作品,但事实是不可否认“艺术作品就其广度、复杂性以及情感力量而言,其实都超越了现存的系统模式。”[4](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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