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三天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了“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青年学者叶舒宪、高旭东、王宁、孙景尧、王一川、陈晓明、陈跃红、陶东风、肖鹰、冯川等。赵白生（北京大学）、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赵白生的发言题目是《关于生态批评》。通过对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有关的背景资料的介绍，来探讨“中国人怎么做生态批评，中国有哪些资源可供开发”、“比较文学怎么介入到生态批评里面去”等问题。“生态批评”在西方还与另一个批评对象、文本资源比较含混的意象群联系在一起，如“环境散文”(Environmental-Prose)、“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Literature)、“绿色文学”(Green-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Literature)等称谓，其中接受频率最高的是"Nature-Writing"，海德格尔被看作环境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最近，在中国学术界使用率非常高的一个词便是"Eco"，出现了诸如“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殖民主义”、“生态记者协会”等，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研究生态批评的人大都是不求名利、默默无闻，其作品往往是束之高阁。文学最早介入生态批评始于1925年美国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而做出最出色研究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戏剧批评家乔森夫·库奇，目前美国有许多大学都开有相关的课程。比较文学介入生态批评有两个优势，一是它的跨学科性，二是中国有着大量的资源背景，东西方理论可以相互触发。 张旭东在《帝国概念与文化理论的动向》的发言中首先对目前流行于西方的《帝国》(Empire)一书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他认为西方理论开始的前提是哲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衰落，而理论的终结则融进了文化研究，主流、边缘、高雅、通俗等文化界限的突破，使文化研究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没有可交流性的、并以身份认同为主的现象，在此情况下，西方理论出现了三个明显的走向：（一）批评理论要重新找到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主要的生长点是政治哲学；（二）文学、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关系，主要研究社会领域；（三）文学、文化理论重新走回到“原点”。这是西学的一个主要长处，一旦碰到问题，不断回到“原点”，比如回到20世纪早期、尼采、中世纪或柏拉图等，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理论的一个问题便是回不到“原点”。 两位学者的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热烈讨论。对于“生态批评”，叶舒宪认为，黑格尔的“艺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关系”，便潜伏着一个生态命题；为什么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联系如此紧密，因为自然是我们的“母亲”；道家的最高范畴是“道法自然”，佛教认为自然和生命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东西方生态思想能否进行对话？中国申奥成功、“绿色奥运”，对中国人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生态教育大运动。高旭东认为，整个中国文明是与自然比较接近的，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反文明、回归自然，随着现代文明的膨胀、对自然榨取的恶化，人们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心灵上的生态问题，如现代派作品所表现的人的异化、病态，如果把这些问题联合起来，都将是中外文学研究的很好课题。有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或疑问。陶东风认为，生态问题是否仍然属于现代性话语范畴，还是反现代性的？如果仍在现代性内部，如果“弱肉强食”的逻辑依然在全球有效，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环保就很难，只有全球性，只有打破各个民族国家体系，才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环保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秩序里面，申奥实际上纳入了现代性的问题，目的使自己更强大、融入世界体系。陈晓明的疑问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们为什么会对一些描写自然的作品表示高度的兴趣、给予高度的赞扬？如《荷塘月色》、《白杨礼赞》、《茶花赋》都选入了中学课本；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高潮的时候，文学中突然出现了大批描写大自然的主题？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此前的知青文学、当时的寻根文学，都与环境描写有关系，而这些疑问也许可以在生态批评里找到一些新的理论的解释模式。 对于“帝国”概念，陈晓明的困惑在于，当全球化理论讨论到现在，似乎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希望——全球化的本土化、当地化，大量启动和运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人才，也承认和接受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企图吞并全球化等许多概念的帝国，那么（一）是否有一个整体性的帝国，是否真的是无边的，在这样一个层面，每一个阶级、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认同是否构成了绝对统一性的关系？（二）如果帝国时代的革命是在整个帝国框架内的革命，而不是反对、颠覆它，那么革命的动力、含义来自何处？假定帝国很好，我们也做稳了帝国的奴隶，帝国是不是像基督教的未来世界、彼岸世界、佛教的大同世界一样，那么这个理论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至福的境界，还是一个巨大的超级恶魔产生了？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要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冯川则用精神分析中“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来比较帝国概念的理性化，即用意识来规划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他认为我们无法摆脱生存的悖论式的困境，因而更倾向于一种警觉的态度。陈跃红认为，当文化研究把现在的理论弄得四分五裂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即陌生又熟悉的理论，熟悉的是在国际政治上面它是流行的，不熟悉的是它抽象化、泛化甚至中性化了，那么这样一个在美国以精装二万五千本受到欢迎的理论，我们并不能直接拿来诠释，考虑到我们做文化研究也会掉入别人的“陷阱”，“帝国”出来后，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理论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