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文学阅读的三种基本形态：“正读”、误读和曲解。“正读”重视吸收和接受，是一种尽量接近文学作品客观内容的阅读，文本意象内容的复原和创作意图的究问是“正读”的常见步骤；误读强调变更和革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学阅读，它追求对文本意义的自我限定和转换引申；曲解崇尚以我为主、结论先行，是一种主观化、随意性的文学阅读。文章认为，曲解不足取，完全意义上的“正读”也不可能实现，但创造性的误读有必要以“正读”和曲解作为两极屏障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正读”：复原性的文学阅读 “正读”重视吸收和接受，是一种尽量接近文学作品客观内容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正读”相信“正确阅读”的可能性，向往并追求“正确阅读”的境界。在它看来，文学作品作为有意识的审美创造活动的产品，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内容，阅读便是识别和解释这些意义内容。 “正读”考察的中心是作者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它把作家的创作活动看作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并且这个目的和意图会在作品所呈现的客体化内容中显露出来，例如作品的标题、用典、文本所描写的意象内容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主张和价值判断等。却尔认为：“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某种比喻，关键时刻发生的某种事件等，是一部作品表达和不表达什么的直接证据。”[1]（P57）却尔称文本中存在的这些内部证据为“本文特点”，他说：“本文特点是作者意图的证据，所以它也是作品意义的证据。”[1]（P73）英国美学家谢泼德也认为：“当我们试图发现另一个人在进行其行动时所具有的意向时，我们所试图发现的是某种存在于整个一系列行动之中的模式。”[2]（P156-157）正是作家的意图和作品的意象内容造就了作品如此这般的存在，即文学意义的同一性。作家对事物的感知经过艺术抽象，在艺术中凝结为可以被读者的感官和想象所觉知的内容，“我们把某些抽象内容固定在文字上或其他符号上，这样，我们便能够从这次知觉中认出是那次知觉的重复，能够在某些反复出现的印象中认出一个不变的事物。”[3]（P130）英伽登所划分的文本意义五层次中的前三个层次——语音层、意义单位层和被表现的客体层（另两个层次是图式化方面层与形而上学层），便是文学作品中相对确定和稳固的部分，也是对于读者来说易于确认和把握的部分。 作为寻求复原文学意义的文学解读方式，“正读”注重文本客体化内容及其表现特征。它的首当其冲的工作是还原，即把文本的全部语言学因素变成一个描述性的存在。所以“正读”主张采用素描法，正视文本中业已存在的意义与联系，把文本的意义要素揭示出来。比如骆宾王的诗《在狱咏蝉》，表层结构是咏物（蝉），起兴与比赋无不紧扣蝉的活动节令，将蝉的习性与环境的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从文本的内部根据或曰“本文特点”出发，自下而上地得出意义结论，是“正读”通常的操作步骤。而内部根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文本自身的属性，维姆萨特说：“那内部的根据也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因它是通过一首诗的语义、句法，还有通过我们所熟悉的语言，通过语法、字典以及字典所取源于的全部文献而被发现的。总之，是通过所有构成文化和语言的事物而被发现的。”[4]（P217）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正读”结论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存在于作品自身的“文学性”的探索，也是对一种相对客观的文学阅读的追求。 但是，仅仅依靠对文本客体化内容的恢复去解读作品是有局限性的。英伽登说：“如果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客体层次上，它们在‘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审美相关价值的复调性方面就显得非常空洞和贫乏。但是如果用‘语文学’方式来读那些包含着丰富的审美相关性质的复调性作品，就决不可能揭示出它们的艺术特征来，因为在这样的理解中所牺牲的正是那些构成它们最重要的因素以及属于它们的本质的要素。”[5]（P94-95）除了恢复文本表层意义结构之外，“正读”还认为文本的意象内容体现了作者的信仰、经历和价值观，若要深入发掘文本的含义，有必要更进一步探问文本生成的历史条件和作者创作该文本时的原初意图，因此它非常看重作者对文学意义的约束关系，致力于还原创作该文本的原初语境。应当说，从作者生活体验中的历史起源探讨文学作品的生成条件，有助于弄清作者创作该作品时的动机及其和作品意义系统的隐秘联系，从而增进对该作品的理解。比如对大多数作品来说，勘察其写作背景，把作品的意义要素和作者意图相联系，对理解文学意义特别是作品的深层寓意就大有裨益。仍然以骆宾王的诗《在狱咏蝉》为例，这首诗表面咏物（蝉），实乃自况，以蝉的高洁表达自己的襟怀和冤屈。此诗贵在切题，它句句能以蝉的活动巧妙地暗喻自己谏而得罪入狱的身世，通过写蝉寄寓感慨，造成一种复义的效果。另一个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一首有名的赠别诗，也可以对之作历史分析和意图分析。以前的赠别诗的基调都是江淹在《别赋》中所说的“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这首诗的突出特点则是临别而不作悲酸语。首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既以壮阔的境界给全诗定下了明朗的基调，又把长安和蜀地连接在一起。中四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同克异，以壮抑悲，着意强调作者与当事人的共同点和友情，这是因为作者在京城做官，杜少陵则赴异地四川做小官，两人在感觉心理上免不了有反差。不说异，而说同，可以减少杜少府远行的痛苦。同时，这首诗之所以能一扫汉魏六朝赠别诗的悲凉氛围，自创新格调，还与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时势以及作者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有关。 我们看到，“正读”本身就包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它要还原的两部分内容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其中文本客体化内容主要偏于作品意象内容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比较容易得到恢复，而文本创作时的历史条件和作者意图则主要偏于作者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难以重建，“正读”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对过去了的历史事实、创作过程的考辨乃至推测。所以，“正读”只能是局部的和不完全的，它所追求的复原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正读”看作文学阅读的一个理想悬设。作为一个理想悬设，“正读”标明了文本自身意义要素的客观性和正确阅读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