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1)03-0005-12 一、非人文的历史精神 在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文艺的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反映文艺的历史精神，或侧重于表现文艺的人文精神都是容许和应当提倡的。这意味着两者可以偏重，但不能偏废。如果拒斥历史精神，单纯孤立地表现人文精神，势必造成文艺的非史化；假若脱离人文精神，极端夸大文艺的历史精神，又可能导致文艺的非人化。这种文艺的非人化的指归，非但不能突现人文精神，同时无法正确地反映历史。因为，这种非人化的文艺创作的主体，实际上是把文艺中的人文因素和文艺中的历史因素对立起来，没有把历史视为人的历史，即人的行为和活动的过程。这种非人化的所谓纯粹的历史和历史精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非人化的历史观念以及相对应的文艺观念、文艺创作、批评模式、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大体上表现为如下一些倾向。 庸俗历史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庸俗性主要表现为“见物不见人”。庸俗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实际上把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因素当作文艺的唯一决定因素，既忽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规律性，更抹煞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中间环节的诸多层面的媒介作用，从而把富有审美特质的文艺视为一定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简单的分泌物和刻板的等价物。像弗里契和彼利威尔泽夫所主张的那样，率直地认定社会经济基础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文艺必须达到“不可避免地合法的一致”，主张文艺是用艺术形象的语言翻译和解释社会的经济生活。这些庸俗社会学论者，十分明显地流露出文艺与政治经济上的“左派幼稚病”，极不恰当地强化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进而铸成僵化的思维模式，机械地将文艺视为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注释、演绎和图解。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必然消解文艺的审美特性和主体的创造作用，抹煞文艺的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 直观反映论的倾向。直观反映论和能动反映论是判然有别的。直观反映论因夸大主体对客体的依赖性和从属性或由于过分强调人同对象之间的机械的同一性，往往导致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的弱化、退隐和缺失，诱发和酿成创作和作品的自然主义的缺欠。文艺创作作为人的审美创造活动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拘泥于外部世界。“模仿说”只能是一种企图和意向，而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文艺事实。即便是自然主义的作品，有时甚至往往是超越自然主义的。完全脱净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的创作和作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妄图通过对客观对象的推崇压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创作和作品中的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受到束缚乃至禁锢，是经常发生的弊端。 所谓科学主义的倾向。对解释人文现象来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对人文现象的理论概括，不能追寻和要求数学那样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多半具有相对论和概率论意义上的普遍适用性。尽管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规律具有普同性和一致性，但鉴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不应像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去解释人文现象。以19世纪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为发端的科学主义，虽然作为对人文现象研究的一翼，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文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以乔治·桑塔耶那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文论和美学、以托马斯·门罗为代表的新自然主义的文论和美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论和美学、英美“新批评派”的文论和美学、结构主义的文论和美学、解构主义的文论和美学、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文论和美学和相当部分的符号学的文论和美学，都这样那样地将作为人文现象的文艺问题不同程度地变换和转移到脱离人之外或超越、凌驾于人之上的“语言王国”中去了。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科学主义的文论和美学，几乎走完了从泛人化到潜人化甚至无人化，即从泛主体化到隐主体化甚至无主体化的全过程。“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被封闭和禁锢在形式语言符号的结构的枷锁里，或表现在拆解文本结构的“语言游戏”中，甚至消解和颠覆人的观念本身。文本的“话语”从思想情感交流的媒介成为“不使人和人发生联系”的所谓“绝对的客观物”。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分析理性”的宗旨不是“构成人”，而是“分解人”，把人的主体性和作为主体的人从文本的语言结构中抽取和游离出来。这种所谓“极端的客观主义研究”面对的简直是一具死掉了的冷尸。“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随之出现的符号学曾经主要是一种极端的客观主义研究。”它把意旨系统作为客体加以研究。这个系统可以指主体之间的联系，或被用于在被假定为主体的个人之间传递信息。但是主体概念和它在语言中的表现并不被认真加以思索。主体存在于系统之外，一方面似乎与客体研究无关，另一方面又似乎作为基础而被视为当然，反倒可以不加注意了。[1](P234)这种“极端的客观主义研究”是非人化和无人化的语言专制。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必然导致美学的取消主义和人同人的历史的虚无主义。从罗兰·巴尔特声称“作者已经死亡”，到某些解构主义者认定“读者已经死亡”，表明人和人的历史都只不过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虚构和解构，主体在人格化的语言结构中正在或已经隐遁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