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32-07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近著《理论之后》中认为，今天的文学理论正处在“理论高峰”之后。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高峰”，是指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一些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或理念。如果要罗列这些理论家的名录，包括了一大批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雷蒙德·威廉斯、路西·伊里加雷、皮埃尔·布尔迪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意味着对引导我们的各种理论设想和假设进行理性的系统反思，上述理论家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今，我们似乎还生活在他们的各种理论的阴影之中，其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些理论家的洞见有了日益丰富的理解，对他们的原创性理论加以运用、发展并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某些方面偏离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试图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寻找到新的思想方向。可是，伊格尔顿认为，我们目前尚未寻找到理论的新方向，尽管时代和语境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却只能暂且仰仗“理论高峰”的那些大师们的鼻息。这些基本判断和预言，显然出自他对理论自身的性质与使命、剧烈变化着的国际语境、如何实现对理论的超越等重要问题的某些深刻的洞察和焦虑。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首先，我们需要对“理论”及“文学理论”术语的意涵进行一番反思。威廉斯认为，源于希腊语“theoria”的“理论”这个词语，原本是指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等。①可对“理论”的另一种理解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即“理论”是指“俯察直观到的流动外表背后稳定不变之真相的方式。因而，理论与‘存在’、同一性和可认知性优越于‘生成’的特权相联系”。正如德勒兹认为的，理论知识将生命在时间中的流动固定下来并使之空间化了。②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悖论：通常所说的理论，要洞悉现象背后的某种固定不变的真相、本质，将其固定下来；而现象界却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变和生成之中。于是，如何通过不断的流变、生成去把握固定不变的真相，就成了理论始终都要面临的一个悖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理论高峰”之前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大多以自上而下的“俯察”姿态，试图通过收集生活世界和各个特定领域的各种“事实”并对它们进行归类，从而去洞察和把握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或“真相”。而更多的“理论”，则是从某些先验的、形上的信条、学说、主义或思想体系出发，用它们去解释和说明各种特定的活动(个人的与集体的)、各种存在的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以及内心的想法等等。这种理论观可称为总体式的或形而上学式的理论观，它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它设想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和真相；第二，它赋予了理论以“解释”流变中的世界的特权；第三，它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绝对性”，试图确立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固定“规范”；第四，它相信“解释者”的主体性和理性，并因此赋予“解释者”以权威性。例如，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主要致力于寻找所谓“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性”、“规范性”、“普遍性”、“纯粹性”等，而它们在不断流变和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到的不外乎是语言、结构这些文学要借以构筑其世界的媒介和手段，把这些相对稳固和易于觉察到的因素当作相当于普世性真理一样恒久不变的专属于文学的“内在性”；但是，却把生活世界、内心体验、个体经历、想象和价值等等放逐到“内在性”、“规范性”、“普遍性”、“纯粹性”之外。 其实，伊格尔顿本人对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比如，他在谈到“理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时说道：“由于他们要致力于各种根本的社会、政治和形而上学问题，所以他们必须熟悉不止一个学术领域。例如，在雷蒙德·威廉斯、苏珊·桑塔格、于尔根·哈贝马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或米歇尔·福柯这些学者身上，可以贴上怎样的学术标签呢？没有任何明确的词语可以用来描述这类思想家，这是‘理论’这个相当含糊的词语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作品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类这一事实，正是理论之意义的核心内容。”③“在某种意义上，从20世纪60年代向90年代的转移，使理论显得更加尴尬。结构主义、阐释学和类似理论令人晕眩的抽象，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较为明显的现实。”④后现代主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抨击绝对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科学探究和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念。它质疑个体的自主性、僵化的社会规范和性别规范，以及相信世界具有牢固的基础”。⑤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这些认识，道出了启蒙主义运动以来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相信世界、真理、本质、规范的理性主义思潮的衰微，以及追求跨越学科的“宏大理论”的后现代“理论高峰”的出现。一般来说，人文学者并不十分关心用某种“理论”去说明或解释某种“实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状况，关注的是就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各种“建构”活动。后现代的学者们相比之下更看重的是理论建构活动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为其并不亚于用理论去解释或说明世界。总体性的理论观却认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的体系，可以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锐利武器；理论自身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进步的和进化的，其发展演变的路径是线性式上升的。 然而，这些观念在后现代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例如，福柯提出过“理论工具箱”(theory-as-tool-kits)的看法。他拒绝了在过去把理论看成是系统化和总体化的观点，突出强调了理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他认为，既然理论不过是对事物的解释，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解释；理论随着解释者视角的变换而变换，每种视角都对应着一种解释、一种意义和一种理论；既然现代社会的制度、权力和话语是分层的与多元的，那么在理论上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分层的和多元的；我们不应当谋求某种特定理论的话语霸权。因此，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具箱中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一样，各自都有不同的功用，相互之间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理论从未终结；理论既不是沉思，也不是反省或交际，而是创造概念的思想活动；因此，概念创新是理论的动力。他们在《千层高原》中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块茎”理论，认为从柏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发展是所谓“树状的”(知识之树)，而现在到了终结这种状况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思想和理论不是树状的，而是块茎状的。“树是分叉的，而块茎则是缠绕的，而且只是缠绕。树就像动词‘生成’，而块茎的构造则是连词‘和……和……和……’。这个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摇撼和颠覆动词‘生成’。”⑥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块茎成了一种“非中心系统”的形象，也构成了后现代“无结构”的理论概念的核心。“树”是有结构和有等级的，“块茎”则是没有等级、没有结构、开放和散漫的，它由“许多入口、出口和自身的逃逸路线”构成，这些逃逸路线就是典型的“非中心”或“游牧”的思想。也有学者和思想家对“理论”持强烈否定的态度，甚至提出了“理论之死”的命题。这种倾向在美学和文艺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学术界，从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始终都对理论和理性抱着怀疑与排斥的态度，认为理论对于理解文学和艺术作品毫无帮助。他们认为，如果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理性和各种理念表示怀疑的话，那么进行理论的思考就必定与理论的目的相反；如果理论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终点绝不是要取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形式。他们还认为，理论会妨碍和扼杀我们天然的“喜好”与“良好感觉”；在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众多不可呈现的东西，它们是全然无法用理论和理性来把握与理解的。哈罗德·布卢姆认为，在理论上对文学进行探讨，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因为文学是不可呈现的，只与爱好有关。怀疑和否定“理论”的倾向，并不仅仅是如今才有的事情，只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