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解构之后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该学科研究的元命题。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成为传统哲学的主干和重要研究内容。20世纪后,西方哲学研究中虽有本体论解构现象的出现,但从解构之主张与后现代哲学的建设性意向看,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是无法抹去的。现代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研究的复兴,为重审文艺学本体论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哲学依据。当代中国文艺学价值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9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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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1-0047-06

      在经历了新时期30年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急剧转换与变动,当代文艺学在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发展的诉求、期待更为坚实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之际,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已显得尤为重要。时至今日,在终结与解构话语颇为流行的状况下,提出文艺学本体论的建构问题,不仅源于一种从学理分析与价值判断方面科学审视该学科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依许多学者的看法,哲学与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是无法抹去的。本体论论域的存在以及对它的认同和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思考文艺学学科问题的价值向度,由此亦形成人们对中国文论的存在根基、意义、知识构成与发展方向等基元性问题的根本性理解。从这种立场看,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无疑包含了极为重要的学科思想史的省察与阐释,这或许正是文艺学理论创新所依赖的重要价值根据之一。

      在西方哲学领域内,本体的重要与本体论研究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本体论”(ontology)这一术语是18世纪由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定义的,但是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或“第一哲学”。这意味着它是各个哲学分支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中的理论,哲学中的哲学;其他哲学问题都是围绕着建设、运用或怀疑、反对本体论而展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大多也是通过对本体论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1]3也有学者强调,现代哲学中仍然存在本体论研究复兴的趋势,按照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本体论是无法抹去的,只要我们一用语言进行陈述,就会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诺。[2]48-49本体论研究的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向,启发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与此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本体论何以能够存在,其确立的价值依据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又何以解构本体论,它给我们有何启示?文艺学与本体论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等等。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与伊耶在描述古希腊时期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区别时指出,关于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哲学理论,如理念论和实体与属性,称为本体论(“关于存在[是]的理论”)。[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对本体论研究的学理梳理颇为完整:本体论,探讨存在本身,即一切实在的基本特征的一种学说。这一术语尽管最初是17世纪时创造的,但它和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含义相同。由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还涉及其他学科(如哲学的宇宙论和心理学),在探讨存在这一命题时就采用了本体论这一术语。18世纪时,这一术语因德国理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沃安夫的使用而知名,他把本体论看成是一种导致有关存在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法。然而,他的伟大的后继者康德却提出过有影响的驳斥,否认本体论为一种演绎法,否认对上帝的必然存在(当作最高最完善的“是”)所作的本体论论证。20世纪时由于形而上学的重新抬头,本体论或本体论的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包括马丁·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者和存在主义的论述尤其如此。①如上陈述给予我们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是对本体论理解的启示,其二是本体论受到挑战与解构从而发生转向的启示。

      众所周知,本体论所关注与探究的是存在域中带有本根性的规律与问题,它所确立的价值根据,同样适合文艺学学科的内在属性与规定。无论人们对本体论的解释有何差异,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本体论作为“是”的哲学,是经过哲学家改造所形成的一个具有最高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1]27西方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在历经无数智者之思的理论演绎,极强地显示了他们对本体问题的高度关注。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之所以不断地探寻和思考本体问题,是由于在人类认知与阐释的视域内,本体代表了事物最为内在的方面和最根本的价值向度,表示事物质的规定性和本源,是决定事物何以存在的基本依据。现代哲学尽管不断出现对本体论的解构,但绝不意味着对本体问题的放弃或拒绝,而是对那种形而上学的探究与本体被长期遮蔽的状况的深刻批判及反思。诚如有论者分析的,纵观西方哲学,其本体论的危机虽然在当代爆发出来,但它的根源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之中,这种理性主义被极端工具化而发育为近代工具理性,理论中的方法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进而形成了当代的本体论危机。在这种理性主义框架中,人们固然可以大谈特谈本体论,但所描述的本体无一不是凌空虚设的抽象,诸多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作为本体的“自在之物”总是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地存在着,也笼罩着一切,推动着一切,而不为之所动。[4]因而,“本体”概念的实体化、终极化,“本体思想”的逻辑化、体系化和“本体意义”世界的超绝性、普适性,形成了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主要特征,[5]也是导致现代本体论危机的根本所在。

      其实,所谓本体与本体论,它所揭示的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观念认知与理论思考层面对自身存在状况等基础性问题所进行的一种价值探寻与哲学反思的过程。本体性的追问即是对本体内涵变化趋向的求索,“作为建立在存在与本质统一基础上的对本质认识的本体论,究极而言是取决于本体论者对人生终极关切问题、人生价值问题、对人的生命的看法。可以说,本体从来不是僵死不变的,本体不是已成之物,而是未成之物”[6]。本体和本体论都是在历史中展开自己的存在之维的,本体论的建构、转向及解构,所体现的正是哲学的解谜、去蔽与思的过程。以哲学为主导的人文学科的这种功能与作用,必然为文艺学学科所秉承。因为艺术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艺术。诚如苏珊·朗格所言,“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的方式”[7]。由于文学艺术天然地与人的生命状况、生存样态及生存意识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文艺学学科必然要探寻存在的奥秘,必然会进入到对文艺何以存在、艺术之为艺术等本源性问题的思考中,这就是文艺学本体论存在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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