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我们这个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图像时代，也许未必是完全科学的，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又概括了它的特征所在。这个说法固然是来自于20世纪西方后半期的思想家们对于后现代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文化现实的一种概括，但是，我们的当下状况，又何曾不是被大量的图像所围绕着。这个事实用不着再多加论证。其实，关于“图像”，关于视觉文化，国内已有许多学者有所论述。我这里要谈的是与之相关的文艺学的学科发展问题。目前的文艺理论界有两个讨论的话题：一是关于“文学理论的边界”的讨论，一是“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讨论。这二者之间似乎谈的不是一回事，其实都是谈当前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下我国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学科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艺学的传统的研究范围是以文学为对象的。“图像时代”或“图像社会”的概念，并非是在文学领域中提出的，而是由西方的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从文化学、社会学乃至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来的，牵扯到非常复杂的背景；但是都落到了美学层面上。西方的论述消费社会的理论家如德波尔、博德里亚或费瑟斯通，都将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行为和人们的审美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明确揭示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和大众传媒中的审美化，韦尔施指出：“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这一生气勃勃的潮流，在今天远远超越了日常个别事物的审美掩盖，超越了事物的时尚化和满载着经验的生活环境。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的文化总体形式。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教育的指南。——日常生活与微电子生产过程的交互作用，导致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对于现实的整体把握的一种审美化。——社会现实自从主要是经传媒、特别是经电视传媒来传递和塑造以来，也经历着剧烈的非现实化和审美化过程。”[1]7-9我国阐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也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那么，作为原来的核心的审美方式的文学，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文学理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何以自处？文艺学的学科内涵和外延应该如何界定？这就成了文艺学学者们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 我无意于就争论的各方意见表述自己的态度，但拟从这个问题的学理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文学理论的边界”，当然是要面对文学的当下状况加以变动的。文学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自律系统，它的理论研究必须面对当下的文化环境。文学理论在今天尤其应该具有它的开放性和移动性，这是用不着遮掩的。但是在图像成为无所不在的文化存在的今天，文学是不是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文学理论是不是就可以弃置不顾或者说就没有拓展的余地了？文化研究是不是可以取代文学本身的研究了？这些问题是应该得到认真思考与回答的。我觉得现在学术界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代表的讨论，敏锐地反映了当下的审美生活的现实，把握了社会文化转型的本质与核心；但是它并没有回答文学理论如何改进和发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无须更多去论证的事实是，即便是视觉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导趋势，图像的审美方式已成为主要的审美方式，文学也仍然有着它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在人们所公认的文艺学的学科内涵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从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出发来谈论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而不涉及文学理论的内部突破，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文艺学的重建的。 从我的认识看来，文艺学的学科前景应该是建设性的，应该是有着学理的延伸的。仅仅是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立场上来谈视觉文化，解决不了文艺学的内在发展问题。而文艺学正该承担起理清文学和图像审美之间关系的历史性任务。我以为体现并建构文学和图像联姻，非文艺学莫属。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文学本身及以文学为基础的视觉文化的审美现象。 图像时代的到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势头，深刻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已经得到一些著名的西方思想家的揭示。德波尔、博德里亚、詹姆逊等都对这种现象作了独具慧眼的分析。图像时代是与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密切联系着的。到处都以各种形式呈现的图像，并不能全然满足我们的审美需要，而很多图像未必具有审美的性质。詹姆逊认为，“可以说，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表面感，也就是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2]我们现在触目所及的图像，也大致有着这样的平面化、缺乏深度的特征。 泛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图像，其实是商品经济借助于电子传媒的技术手段大行其道的产物，这也许并非是文艺学需要更多关注的对象。西方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已经从消费经济的角度来揭示了图像的本质。德波尔把充满视觉诱惑的社会称之为“景观社会”，正如贝斯特概括的德波尔的观点说：“德波尔仿效《资本论》开篇的句子说：‘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生活本身成了景观的一个庞大的堆积。’这个景观社会仍然是一个商品社会，它在生产中被确立，但最终在一个更高更抽象的水平中重组。”这种景观社会，如其所描绘的，“黄页目录让消费者进入商品的天堂，许多公司开始用图片和广告在市场上买卖他们的货物，创造出一个用影像提供快乐、奢华和卓越梦想的社会”[3]。博德里亚更是从生产出发来解析消费社会，他在早期曾著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作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在博德里亚看来，物质生产在消费社会中，已经被媒介生产所取代。在媒介生产中，符号的差异关系以及被符号差异关系所生产出来的意象，构成了主导内容。在博德里亚的思考中，符号编码体现为消费社会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大众媒介的分析，博德里亚认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通过符号编码而复制出来的世界，这时的世界与符号的边界不再存在，这是符号的“内爆”，造就的是一种“超真实”的世界。博德里亚等人从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对图像社会所做的批判是深刻的，他们也提出了在消费社会中图像的美学维度，如博德里亚将“媚俗”作为一个当代的美学范畴。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如果仅仅是模仿着博德里亚们的思路和口气来谈论当前我国的文学艺术现实，来争论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取一个怎样的方向，那是远远不够的。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作为底色也是无法在核心地带展开文艺学的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