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于近日读到北大历史系女博士尚微的一篇大作《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北京大学学报》2003.2，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8转载），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提出来探讨一下。 看题目便知，尚微博士的这篇文章是书评，是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的评论。高华先生是历史系的教授，尚微则是历史系博士，而我却是学文学的，按说这种历史范围内的讨论本不该由我这门外汉插嘴，但是尚微的这篇文章论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想既然与文艺扯上了边，也就无疑给了我说三道四的资格。 读完这篇文章，一个非常明晰的感觉就是二者没有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进行讨论。高华先生的这本书是从“人”的角度来写毛泽东的，对毛泽东的考察与评价也是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出发的；而尚微的这篇文章却是从作为“政治家”、“领袖”的角度来捍卫毛泽东的。因此在“人”的关照下所显现出来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甚至阴险狡狯、老谋深算，从“政治家”或“领袖”的角度来观察就显得非常正当甚至是必备的了。诚然，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和精神教父来说，能不能完全撇开身份的外衣，而单从“人”的视点出发直接进行近距离透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尚微博士在她的文章中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个，她只是对《红太阳》一书中高华先生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出的立论进行了全面反驳。 尚微在这篇文章中先列出了高华先生所认为的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而确立起来的所谓“毛氏‘党文化’观”包含的五个核心概念，然后逐条进行了批驳。针对高华先生总结的第一条，“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尚微针锋相对地指出，“笔者认为高华先生的这段论述，没有将毛泽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因为在那时，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大多数都不识字，士兵们也是如此。所以“毛泽东提倡大众文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观点符合延安的实际情况”。在当时，“农民们需要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文艺作品。” 这段话所表现出的写作者立场以及审视角度的差异不言而喻，就其论点本身也不无可讨论之处。从时代背景以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地位来看，提倡大众文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是否因为“农民需要的不是阳春白雪”就拒绝一切阳春白雪呢？一种提倡本身也许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具体到贯彻之中却往往会走向极端。“不革命即反革命”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非常流行的。不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为阶级敌人服务。在宣告文艺大众化合法性的同时也就把一切非大众化的东西（阳春白雪）推向了一种非法的地位，从而造成文艺发展呈现一种不健康的姿态。事实证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也恰恰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普遍比较粗糙，艺术性较差，格调不高。甚至一批在二三十年代写出许多优秀作品的老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退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事实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种倡导的科学性以及借助政治话语进行推广的方法产生怀疑。文艺作品就其本质来说的确具有社会功能，而且我们也不反对利用文艺来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但文艺是否仅具有社会功能，是否只能用作宣传的工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1] 有意思的是尚微在这篇文章中还选用了两个人的论点来对自己的立论提供佐证，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丁玲。并且认为他们“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过并且对毛泽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比较熟悉”，因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且不说他们二人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论点，单是这种选用论据的逻辑就大值得怀疑。胡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号称毛泽东的头号笔杆子。他对毛一向是言听计从，毛的许多发言或文章都是由他起草润色的。说他对毛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无异于是说毛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而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36年丁玲初到延安就与毛泽东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1936年11月下旬，丁玲奔赴前线。12月间的一天，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的丁玲，突然从聂荣臻司令员手里接过一封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发来的一首词，那就是广为人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对于毛泽东的此举，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中颇有一番感慨：“使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却没有诗。……在这十年间……似乎缺少了酝酿事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可以说，“从1937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马背诗人’的时代过去了。”而“他是以一首赠给作家的词为标志，来结束‘马背诗人’时代的。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赠给作家的作品”。[2]获此殊荣的作家就是丁玲，获赠作品就是这首《临江仙》。正像王彬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以电报的方式写诗词，这真是一种特别的慰问，表达的应是一种特别的珍爱。而说丁玲手中的一支‘纤笔’可抵‘三千毛瑟精兵’，把刚来到军中的丁玲称为‘武将军’，也真是极高的评价了”。[3]也许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整风运动中，也正是有了毛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4]等一席话，才使丁玲幸免于难的。毛与丁玲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按常理来讲，就为避嫌而言选用丁玲的话来作为肯定毛的证据也是不恰当的。然而在文中，尚微却称，丁玲“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为客观”！不知这种论断的理由从何而来？ 高华先生所总结的第二个所谓“核心观念”是：“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对此观点尚微写道：“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像高华先生所讲的毛泽东认为‘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在延安，每当有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必然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上一面，并且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