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论争有关的几位当代作家 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书生有时难免有所谓书生气。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是与本文所说的聪明水火不容的。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他们过人的聪明，早使得他们把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洗得干干净净，他们过人的聪明，甚至使得他们从来就不曾沾染上书生气这种“恶习”。有诗云：“儒冠多误身”。其实，儒冠本身并不误身，误身的是书生气。不独在今世，只要有浓郁的书生气，在任何时代都必定处处碰壁。不独在今世，只要没有书生气，儒冠便非但不会连累，反而必定能帮助人活得好，活得如鱼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深通世故的鲁迅，却专爱与社会捣乱，十分不惮于与人结怨，并且说什么：“我所憎恶的太多，理应得到憎恶”。鲁迅固然也反对赤膊上阵而提倡“壕堑战”，但鲁迅是从“战法”而不是从“活法”上说这番话的。主张“壕堑战”，前提是要战斗，是为了更好地战斗，而不是仅仅为了活着，不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而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些极聪明的人，则是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当然，他们有时也战斗，但却是在绝对不会危害自身的情况下战斗，是在稳操胜券的把握下战斗。“壕堑战”，但那前提，是要安全，是要保全自身，在这种前提下，他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则藏。不妨放上几枪时，便瞅准某个合适的目标打上几枪；不能射击时，便不但不射，反而把枪也深藏起来，做出一副良民样，现出一派顺民相。 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生存之术。学者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极为早熟的，便是这种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这种技术性的生存智慧。这种做人之道，这种生存智慧，代代相传，一直到当代，仍在一些作家、文人身上有极为出色的体现。学者又说，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是充满了现实感的文化。而这种世俗性、务实性，这种现实感，也在当代那些作家、文人的聪明上，在他们精巧的做人之道、惊人的生存智慧中表现出来。学者还说，中国哲学主要体现为伦理学，而中国是一个将政治伦理化的社会，且中国文人自古也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中国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实，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 几年前，读到过一篇关于某个如今颇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这位文人如今已过古稀之年，近十年来，他的散文随笔令众多读者喜爱，当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这句话，这语气，真让人想到《庄子》里多次出现的对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为了某种信念某种道义而致祸者的讥嘲。在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们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质言之，太不聪明了。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只是因为我已记不清那篇关于他的原文，手头也找不到，而并非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否则我也过于聪明了。 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某种意义上，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