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20世纪声名卓著的英国左翼文化批评家，他从威尔士乡间走进了剑桥，但终其一生都是剑桥精英圈的异类，其代表著作《文化与社会》以及《漫长的革命》影响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许多批评家，《关键词》开创了一种以历史语义学为核心的新研究方法，而他有关电视(《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电影(《电影序言》)、科幻小说(《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研究更是开后世文化研究之先河。在海峡另一端的法国，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这位左翼分子在“五月风暴”前后声名鹊起，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明星学者。他毕业于具有精英主义氛围的巴黎高师，读书期间曾参加路易·阿尔都塞的“《资本论》研讨班”，并参与《读〈资本论〉》第一版的撰写，因而与巴利巴尔、马舍雷等人一道在学生时代就已小有名气。毕业后，他加入了福柯主持的巴黎八大哲学系，与巴迪欧、巴利巴尔、拉康的女儿米勒等人成为同事①。他的研究范围横跨政治学(《歧义》)、历史学(《历史之名》)、文学(《沉默的言语》《马拉美》)、视觉艺术(《电影寓言》《图像的命运》)等学科。这两位学术巨擘在学术履历上可以说是一组平行线，并无明显的交集②。但是，他们都是左翼，而且政治立场都倾向于平等主义，甚至使用类似的文本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们的理论近似之处体现在对术语的运用、对平等主义革命的阐发以及对现代性的研判等方面；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则体现在政治主体性建构的途径上，这也呈现了文化平等主义的两种基本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分裂。 一、文学与艺术中的平等化 威廉斯和朗西埃都对传统文学和艺术经典怀有极大的兴趣。威廉斯不但是剑桥大学英语系毕业，而且长期在剑桥担任戏剧学教授。从学术背景上说，他是剑桥学派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继承者，这一脉由瑞恰茨在20世纪20年代开创，被利维斯及其《细察》(Scrutiny)发扬光大。但是这一脉的批评家们，无论是瑞恰茨还是燕卜荪、利维斯，都将较多的注意力放在分析诗歌上，威廉斯则完全没有延续对诗歌的关注，而将剑桥学派的文本分析方法运用在小说和戏剧上。虽然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更多地使用社会学方法，但解读文本的扎实功底在字里行间显露无遗③。 朗西埃接受的是哲学训练，后来因为写作国家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曾从事工人档案研究，而被认为更接近历史学家，但是他对自己的认知一直都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④。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朗西埃几乎完全地走向了文学、艺术和电影研究，这与早年撰写《阿尔都塞的教谕》《哲学家及其穷人》以及《劳工之夜》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朗西埃也接受过文本阅读训练，在巴黎高师期间参加“《资本论》研讨班”，研讨班的老师阿尔都塞正是在《读〈资本论〉》一书中发展了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征候阅读。 这两位同样接受过文本训练的思想家，都对文学和艺术怀有高度的热情，在解读浩瀚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时也显示出了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一种殊途同归的结论：在西方世界漫长的文学、戏剧和艺术的历史中，文本的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平等化的趋向，壁垒森严的等级秩序随着历史的发展被逐渐打破。尽管两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是最终的指归都可以被总结为“平等化”。 威廉斯对文学平等化的表述集中体现在《现代悲剧》中。在他看来，悲剧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关于“什么是悲剧”这一问题，古希腊悲剧、伊丽莎白时期悲剧以及现代悲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威廉斯在1963年《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将这个差异总结为“从英雄到受难者”(From Hero to Victim)。威廉斯认为：“在古希腊，悲剧的戏剧行动发生在介于神、人之间的统治家族当中，在以往传说时代的意义上他们往往被形容为‘英雄式的’。高贵地位和英雄境界是悲剧行动之普遍重要性的条件：它们既是公众的，也是形而上的。”⑤也就是说，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多半都是半人半神的诸神后裔，他们并不是个体的代表，而是国家和人类的代表，是一种宏观力量的具体化和人格化。例如，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并不仅是他自己的命运，而是象征整个人类在命运和神的意志面前无能为力。在这样的时代里，悲剧观念决定了相应的戏剧惯例(convention)，所以不可能由一个普通人来代表整个人类或国家，神的血统使得英雄具有了高贵的地位，从而具有了在悲剧中代表人类的资格。从中世纪开始，这种情况渐渐发生了转变，个人在世俗世界里的“成功和逆境”的转变取代了英雄在“幸福和苦难”之间的转换，换句话说，世俗的高贵血统取代了神的血统，贵族开始成为人类和国家的代表，但这时候的主人公仍然是英雄式的，代表着与自然对抗的力量⑥。 这种现象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悲剧中得到延续，然而，虽然这个时期的悲剧主人公仍然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但是英雄已经开始超越社会地位，探索新的生活⑦。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以资产阶级为主角的悲剧，并且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悲剧中“王子力量”(princely power)与封建时代等级秩序相互关联的观念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主题是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⑧。但是这个时期并未延续很长时间，随后出现了易卜生等人更为侧重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悲剧类型，此时的悲剧在威廉斯看来就变成了“现代悲剧”，这种悲剧最终完成了从英雄到受难者的转变：“一个蒙受苦难的下等人也可以得到更加严肃和直接的对待，但在强调某一个人命运的时候，悲剧的代表性和公共特征却丧失了。”⑨事实上，威廉斯所发现的这一转变就是在悲剧题材上体现的平等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