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一个辉煌的命题

——“新时期文艺学20年”的反思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研究生。邮码:100732。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文学是人学”这一由高尔基所开创的学术命题,不仅在前苏联的文论界遭到了践踏和歪曲,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成为中国文论界讳莫如深的话题。为此,钱谷融等人在逆境中所进行的理论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新时期以来,此一命题从作为一个颇富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被重新提出,到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反封建意义的强调,再到文学的人类本体论哲理内涵的揭示,充分显示了其不断扩大的理论空间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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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带来主体精神的全面高涨。主体的伸张冲击了反映论文艺学的板块结构,文艺学的哲学支撑开始由客体论向主体论倾斜。“文学是人学”再度张扬,成为新时期文艺学的一个响亮辉煌的口号;文学主体性问题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并繁衍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潮流;文艺心理学向文艺主体的内在视野大幅度开拓,成为新时期文艺学中的一门显学;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批评,标志着文艺学的主体意识又一次深化和拓展。总之,80年代是新的历史时期人的主体精神全面高涨,文艺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绩显赫的一个时期。

      禁区的打破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人性根柢开放出来的精神花朵,它的生成和发展必然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心灵的滋润和制约。作为对文学本质进行理性思考的文艺学,也不能不从“人”的角度入手开始自己的理论探求。因此,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既无可回避也封禁不住的论题。然而,“人”的到来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50年代,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都曾著文讨论文学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并以此论证文学的本质特征,因而招致一系列残酷讨伐。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将学术问题强行拉入阶级斗争的轨道,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等罪名,处以“极刑”。谈人性、人情、人道的人,遭到了非人性、无人情、不人道的摧残。老作家老学者巴人身心倍受折磨,沉冤九泉。钱谷融后来慨叹:“……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对我的批判,却大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罪行来批的,并且是不由分说的。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似乎有许多现象之居然能够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而这确实是历史的真实而荒唐的一幕。

      然而,历史终究结束了那一幕。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的到来而被打破。

      新时期文学起步于十年浩劫留下的累累“伤痕”之中,作为对“文革”践踏人的严酷现实的反抗,“我是人”(注:北岛《结局与开始》,见《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的呐喊,必然成为这一特定时期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历史反思的出发点。正如何西来所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中和艺术家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注: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

      在新时期文论重建之初,“人”的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体系的触发性思考,它一方面依托于原体系,一方面又在其中寻找和发现新理论的生长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注: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的提出即标志着学术思想界在原体系基础上的新思考。朱光潜立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论述,强调马克思这部书的整体论述“都是从人性出发”:“马克思正是从人性出发去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注: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性美和共同美的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朱光潜的观点得到了汝信等人的赞同。汝信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内在的联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道精神。他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处境和地位的深刻分析,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中,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人道精神”,又从人道主义“要求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的基本内涵入手,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最高目标的一致性,确认了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的不可或缺(注: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3年8月15日。)。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表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在这期间,胡乔木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将人道主义的含义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应当批判剔除”,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批判的继承,“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红旗》1984年第2期。)。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其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是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们需要以唯物主义对世界作出科学的评价,同时也需要以人道主义对世界作出适当的价值判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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