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7-0174-06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首次提出：“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P.318)。至此，陈独秀标举起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在两位先生之间，中国文化的运动方向却发生了明显的价值倾斜，赛先生取得了更加优势的地位，对中国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学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3]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学领域再一次高扬起赛先生的旗帜，这一次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被强烈移植进入文学批评，因而被命名为“科学主义批评”，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方法论年”。 在我国学界，关注赛先生与科学主义批评的知识谱系、精神建构、意义影响的论文、专著都不在少数，但是，从符号论的角度关注这两次科学主义的文献却并不多见。要知道，任何文化的变革，其实现途径要通过符号来完成，也必然体现为符号构成、符号句法以及符号用语的变化，而且符号系统的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变化。汪晖在谈到现代中国科学共同体时认为，符号系统的变革是社会政治秩序、伦理秩序重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源泉。[4](P.921)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科学主义批评过程中，符号系统的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带来了白话文对古文的胜利，一个带来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进而从学术研究的导向上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此为引入符号学研究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我国学界对赛先生取得绝对权威早有定论，而对科学主义批评潮流的评价结论却多数比较负面，认为当时的“研究者对科学的理解非常表面化，仅限于搬弄一些新鲜名词，并未涉及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无助于对文学现象的深入认识”。[5]同样是科学主义旗帜的高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下立判的结局?在面对深层原因的细究过程中，符号学的研究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本文试图对两次科学主义的产生、发展，特别对文学艺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度细读，重估科学主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并对当代中国批评话语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从科学走向美学：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不可忽视的精神内核 一百年前，两位先生同时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推上历史舞台，然而赛先生却走在德先生之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引领者，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6]除了“科学是使中国传统学问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不仅在范围较广的‘国学’和史学领域表现突出，在专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亦相当明显。”[5]其中原因除了现代科学与学科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外，“赛先生”本身以及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逐步酝酿的审美内核，也更加推动了赛先生权威地位的取得。那么，这个审美内核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可以从“赛先生”的命名入手进行分析。 从词源上来说，“科学”对应的英文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scientia，原来的意思是指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从古代到中世纪，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共生在一起的，其动词sciō即“知道”，相当于英语的to know，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认识”(episteme)。德语中的Wissenschaft来自动词wissen，同样意为“知道”，也与“知识”相关；法语的science和德语的Wissenschaft含义较为宽泛，不仅指自然的知识，还包括关于社会的各门知识以及哲学。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才具有了一个特别的含义，即指建立在数学与实验基础上的、对于自然和社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在科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健全的知识体系之前，它一直被称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按照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自然哲学一直被划定在人文的范畴内。只有到了启蒙运动之后，追求清晰化的倾向在学科建制，形成一个个分门别类的学科，自然科学才取代宗教成为思想生活的中心，[7]而这也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 在此前提下，“科学”可以分为知识、方法与精神三个层面。科学知识是现代学科分化所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层面的研究，其方法包括厘清现象、从现象形成规律、建构理论以及检验理论；科学精神则指向一种价值观。显然，在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民族危亡的救治，这一点构成新文化运动最初的逻辑起点和认识初衷，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早就超越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而更加重视科学精神的传达，因而具备了信仰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被提起的民主与科学，它们的批判性意义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建构性价值”。[8]这一点，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与方法走向宏观精神建构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