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讲述，指的是以教材为载体的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以教材为载体的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是现代高等教育学科建制的产物。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对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一，提出了以课程方式进行文学教育的制度性要求；第二，搭建了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教育平台（即学校）：第三，着手撰写与课程、教学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教材、讲义。考察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讲述的发生，须从学科建制谈起。 一、学科建制与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发生 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是作为“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却体现了国家意志对以学科建制形式进行大学教育的制度性要求。当时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曾向光绪皇帝奏陈，京师大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到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思想就被表述为：“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一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904年1月13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从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出发，对学堂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等都做了规定。而“文学研究法”作为“中国文学门”里的课程，出现在《奏定学堂章程》里。 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文学研究法”讲授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传统的以实用文体为代表的文章体式，以及文字、音韵等。主要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的历史变迁，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文学本体论，中国文学文体发展论，文学的性质，文学名家论，文学鉴赏论，文学的各类文体，各国文法，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盛衰论，文学价值论等。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法”的内容相当驳杂，但“文学研究法”规定的一些题目如“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的性质”、“文学文体发展论”、“文学发展论”、“文学与世界”等，其实也就是后来文学概论讲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法”堪称早期或带有雏形性质的文学概论。 1914年，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要求编写的带有文学概论性质的讲义。讲义主要涉及古代文章学的内容，引述最多的则是桐城派的言论。这与姚永朴作为后期桐城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有关。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还只是作为一种初构出现在讲义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文学研究法》与后来的文学概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都承担着在方法上帮助人们认识文学的任务。而这个“方法”，其实也就是特定时代主导意识形态或主导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的形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的讲述从其发生之始，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隐性叙事。那些以“科学”面孔出场的文学理论知识，其实并不是绝然客观的“中性”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渗透，是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一个基本特点。① 1912年，“文学概论”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程目录里。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第一位讲授文学概论的教师。他的讲授始于1920年，文学概论成为与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诗文名著选，诗、词曲、文、小说文学史概要，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并列的一门课程。也是在这一年，梅光迪还在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以英国人温彻斯特撰写的《文学批评原理》为教材讲授文学概论。鲁迅先生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以后，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同时，还以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过文学概论。清华大学文学概论课程开设较晚，始于193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清华大学开设了文学概论课，并聘请李广田来讲授。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课程表里曾一度消失了文学概论课，而代之以写作这样的课程。直到1946年，才又恢复了文学概论的设置。当时任课教师是常凤瑑。② 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前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文学理论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草创期或铺垫期。标志是一系列文学理论教材和讲义的出版和使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文学研究法”开始至1949年，国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多达40余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永济《文学论》(1922)、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郁达夫《文学概论》(1927)、夏丏尊《文艺论ABC》(1928)、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姜亮夫《文学概论讲义》(1930)、老舍《文学概论讲义》(1930-1934)、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陈北鸥《新文学概论》(1932)、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许钦文《文学概论》(1936)、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等。[1]这些教材理论资源相当驳杂，价值取向不尽一致，有取自西方的，有师承古代文论的，有唯物史观的，也有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的，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多声部的乃至多元的格局，对后来的文学理论知识讲述产生了某种影响。 二、文学理论讲述的苏联模式 所谓文学理论讲述的苏联模式，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主要指新中国建立以来以苏联文学理论为指南，通过简单化的学习、借鉴，甚至照搬、照抄等方式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既与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的影响有关，又是中国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