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谈的内容不太容易概括，“泛漫与经典”的“泛漫”其实是我找的一个中性的词，因为如果我用“大众化”这个词，就是一个正面的词，用“文艺的民主”，就更是一个正面的词，如果用“泛滥”，那就是一个负面的词了，我之所以用“泛漫”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倾向藏起来。“经典”这个词大家当然都明白。实际上今天我要讲的内容用一个不怎么科学的词来说的话，就是讨论“文运”问题，国有国运，人有人运，商有商运，那么文化生活、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一、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 中国文学有一个济世传统，也就是说，文学应该对世道、人心、社会起一点好的作用。中国有一个关于戏剧的说法——“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意思是，如果戏剧不能够对民风、民俗和人的教化起好的作用，那即使再好也是徒然。我们讲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都是说文学，包括戏剧、民歌等有一种教化作用。 最早用“济世”这个词的是庄子，他说：“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就是说，做饭的时候如果小里小气地数着米粒来做，那样是不可能真正对这个世道有什么好处的。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在《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里也用到了“济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说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面壁十年图破壁”——追寻革命的真理、救国的道路，但“邃密群科济世穷”，对一门门学科进行研究却总是感觉找不到救国家、救社会的方法。这些都表达了济世情怀。 当然，任何传统都不是单方面的，人们既把文学看成济世的东西，或者用曹丕的话来说就是“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但有时候又贬低文学，《风月无边》就说文学是讲风花雪月的。现在大陆上已经很少看到这些材料了，我在香港一家图书馆里看到一个材料说，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有一批左翼文学家发表过“不写月亮”的宣言，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学没完没了地写月亮，写得太多了，因此这些左翼文学家就发誓再也不写月亮了。一开始我觉得这些左翼作家太幼稚了，写月亮有什么毛病？我到现在还喜欢写月亮，喜欢看月亮，看着月亮会产生很多酸溜溜的感觉和一些思想，后来我才知道，不仅左翼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连胡适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在《新诗的誓词》中①也有包含“不写月亮”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再写什么春花秋月了。 二、“五四”：从启蒙到革命 到了近现代，由于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种“济世”文学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启蒙到革命，文学成为一个启蒙和宣传革命、振奋民心的利器。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学的高潮迭起，要是把它简单化一点，也许我们会注意到——希腊神话、史诗或者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等，这些都是古典的高潮，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在19、20世纪随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高潮——文学关注社会的不公正、阶级压迫，不管是当初的欧洲还是后来的中国，都形成了一个具有悲情的社会批判意识的高潮，大量文艺作品出现。这可以回顾一下“五四”时期的一大批文人、作家。 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高峰期，应该属于“国家不幸诗家幸”或者说“国家不幸学家幸”的时期。“五四”以后中国社会非常混乱，找不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找不到一条摆脱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家分裂、欺压老百姓、国无宁日局面的道路，可也就是这时候，文学、艺术相当活跃而且充满激情。“鲁郭茅巴老曹”就曾经掀起过非常辉煌的潮流。当然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承认，还有些过去左翼文学不多讲的比如沈从文、张爱玲，这几年也越来越热。总的来说，左翼文学艺术占突出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这么一个估计：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进行文化围剿，军事围剿并没能消灭革命的力量，而文化围剿一上来，反动的势力就失败了。 关于文化围剿，我说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批老延安的歌唱家聚会，聚会中酒过三巡后兴奋起来了，有一位革命歌唱家忽然一拍桌子说：“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不要以为是靠军队取得胜利的，革命的军队和反革命的军队相比，数量少又不太会打仗，武器也不行，是靠唱歌唱胜利的，我们所有好的歌曲都在歌颂革命、讲人民的痛苦与不幸。”这个说法很有趣，中国自古把军事的胜利、失败同唱歌联系在一起，一支军队或者某个政治力量失败了，会说“四面楚歌”。“四面楚歌”就是指失败了，所以胜负的标志是唱歌，至于歌是谁唱、谁听，就无须仔细分析了。 1993年我去台湾，和一位诗人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非常赞成我的说法。他说：“我们在台湾就有这种体会，我在上学阶段去春游的时候，发现我们无歌可唱。比如我唱贺绿汀的《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啊，请你莫把光阴带走’，心想这首歌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是刚一唱别人就让我别唱了，说贺绿汀是共产党——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所以这首歌不能唱。然后我唱了一首东北民歌，又有人说‘别唱了，别唱了，这首歌是唱土地改革的歌’。我们就是无歌可唱。” 回过头来看文学就更明显，有些文人本身并没有参与革命活动，比如谢冰心，她的出身高贵，父亲是清朝时期海军军官，她是中国最早到美国威奥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学生之一。老舍当初也并不怎么赞成中国的革命，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客观上都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不彻底地搞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国就没希望了。冰心除了写《寄小读者》、大海、母爱、笑以外，还写过《英士去国》，写的是一个留学生回到旧中国后发现自己不可能做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所以就又出国走了。冰心还写过另外一部小说《到青龙桥去》，写的是军阀战争以后北京青龙桥上伤兵横七竖八的情况。至于老舍的《骆驼祥子》，你看完以后，它会使你变成共产党，虽然当时老舍并不是很赞成共产主义。文学和艺术往往会起这样一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