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目前的文艺创作存在“有高原而缺高峰”的现象以来，文艺高峰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或做文件解读，或呼应总书记的提议、阐释总书记的观点，或提出文艺高峰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或总结中外文艺高峰的经验。不过，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澄清，尚需挖掘，本文试做探讨。 一、什么样的文艺，怎样算高峰? 在学界，“文艺”二字即使不是最为复杂也是较为复杂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的内涵与外延随时而变，有很大的动态性和流变性。学术意义上的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三者之间往往缠绕不清。简单说，可以将文艺视为文学和艺术之和。在中国历史上，举凡诗、词、赋、古文、小说，乃至戏曲，都被归为文学。至于书法、绘画、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戏剧，以及19世纪以后出现的摄影、电影、电视，都在艺术之列。在今天，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媒体艺术、数码艺术、智能艺术等新的艺术形式。 我们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有意思的是，这些文体，全都是文学。直至19世纪西学东渐，由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借助以报纸、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小说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动员功能，成为文学的核心力量。在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十七年”文艺以及20世纪80年代文艺中，小说一直占据中心位置，出现了一大批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作家和作品，小说在今天仍有重要作用。80年代以来，电影、电视、美术的作用日益突显，审美变得更为多元。今天的文艺格局，是多元并峙的。影视、流行音乐、相声等大众艺术和部分民间艺术，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民间表演，借助在线视频、直播平台等网络媒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中心。 如果借助“审美中心”(aesthetic locus)①这样一个概念，显然，在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审美中心基本是诗、书、画、琴、棋，活动空间集中于私家园林、庭院和书斋，宋代以后文化下移，瓦子勾栏等娱乐场所成为市民阶层关注的审美空间。就民间而言，节庆仪式、庙会等民俗活动是审美中心所在。 有的学者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将社会分成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审美中心做了说明。第一阶段是贫苦期，文学最受重视，因其是一种廉价的传播形式，靠人生经验产生共鸣。由文学衍生出来的戏剧和话剧也受欢迎。第二阶段是小康期，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成为主要表现形式。绘画传达美感的经验，可以直接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第三阶段是富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着重于寻求娱乐性的满足，并且因拥有一定的财产为自己筑梦，因此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为生活艺术，也就是应用艺术②。 这种观点从传播学的角度，谈到文学在贫苦阶段的重要性，实际情况确是如此。不过，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只提美术和生活艺术，没有考虑影视和网络文艺的地位，却与现实不符，难免偏颇。目前，我们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富庶期的迈进阶段，时代的确在呼唤着更能契合当下生活的艺术形式。上面所提出的富庶期的生活艺术和应用艺术，很有启发意义。至于这种艺术形式到底怎样，因为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一时难以定论，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以及文艺多元并存的状态，无疑将成为常态。真正创作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的艺术作品，成为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崇高使命。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算高峰? 毋庸讳言，文艺高峰是相较而言、通过比较产生的，就像一片地形，因为有低地、丘陵、山谷、高原，才会衬托出高峰。因此，某一文艺类型之所以能出现高峰，必然经过了一定的历史发展，众多艺术家投身其间，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依据业界认定的艺术标准，鉴别出艺术高峰。如中国古代绘画，自上古起始，尤其是魏晋以后，画家渐多，画种渐繁，至唐代蔚成大观，唐代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录历代画家371人，并对其分品定级，厘出上中下三品，其中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四人，被视为上品盛流，亦即高峰式的人物。这点得到画史公认。再如宋元文人画兴盛，画家甚夥，名家亦多，元代山水画家独标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一说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无疑此四人乃是元代画坛公认的高峰。 如何评判高峰?地形学上的高峰一望即知，有明确的科学数据可以表征。文艺高峰的判断远非如此容易。这是由于文艺高峰的评价标准并不明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随着时空之不同而出现变化。魏晋时期的顾恺之以人物画出名，同时代的谢安评他的画“有苍生来所无”，可谓顶点。南齐谢赫却对他很有些不屑，说他“迹不逮意，声过其实”，只将他列入第三品。陈朝姚最，又为顾恺之鸣不平，指责谢赫有失公允，重将恺之捧上神坛：“至如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及至张彦远诸人，基本认同姚最的观点，顾恺之的高峰地位方得确立。再如唐宋画坛，有“神逸之争”，朱景玄著《唐朝名画录》，独标神品，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则以逸品为上，不同的标准背后，体现的是两种审美趣味的差异。 再如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家之说，六人的经典地位，经过多年文学史的书写而确立。不过，有的学者依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得出的结论与这一排名有所差异，他们大多标举作品的审美价值，如推崇沈从文、老舍、张爱玲等人的创作③。这显示了艺术评价标准的多元性，这在艺术批评史上，亦属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