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生成方式是电子技术化机器叙事，创作者的叙事工具仍然是语言，不过网络文学语言与书写印刷文学相比有两点显著的区别：首先，网络叙事方式是一种“比特”（注：比特是英文bit一词的英译，指计算机二进制数的位，由一连串的0和1组成。计算机网络就是将所需信息转换成“比特”来进行电子化处理和传播的，因而，比特被称作计算机网络所使用的数码语言。）数码语言的机械书写与自动转换，不是传统“文房四宝”的临场点划的线性书写；另外，网络语言不只是叙事媒介，更是一种拟像性信息方式，一种既可以表征现实又能够自足铭写的仿真符码，它使得网上的文学写作从生产方式向信息方式转变。因而，网络叙事就是比特叙事，我们所要廓清的是：比特在用于文学创作时，以怎样的叙事方式形成自己的指称结构，这种结构对网络写作的语言临场发生哪些层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有何文学本体论存在依据。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Saussure,1857-1913)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词作为符号，其功能不在于指表外在的客观事物，而在于它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差异性。每个语词符号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音响形象，一部分是概念，前者是能指(signifiant)，后者即所指(signifié)。能指与所指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两者的结合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一旦二者的结合得到社会公认，任何个人都不得随意更改。（注：［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102页。）这一理论后经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的延用和演变，“能指”和“所指”成了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一些文论家如雅各布森、巴尔特、德里达、拉康等人都曾使用这一对范畴来表述自己的哲学理念。今人在索绪尔原意的基础上，又称文学作品的形式为“能指”，内容为“所指”，或者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分作品的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有时“能指”代表词语表意的可能性，“所指”则代表它的现实指向性。 在网络叙事中，语言的能指、所指及其它们的关系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由“比特”提供的技术平台上，数码语符指表的是仿真、拟像与原生态生活镜像相异相隔又相容相生的网际现实，而网络书写所蕴含的主体的未定性、文本的交互性和视觉窗口的递归性，将电子语的结构方式变成了如拉康所说的“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昔日的能指和所指不再是索绪尔所形容的“一张纸的两面”，可以彼此依存，相反，二者之间的纽带可能被切断，各自成了可以独立存在或彼此游离的东西。虚拟世界数码语符的主体交互常常会抹平汉语表意系统中“你”“我”“他”的区别，也模糊了英语中主格的“我”(I)和宾格的“我”(me)的能指和所指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位置，就被一道抵制意指的屏障隔离开来了。（注：J.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 Inc.1977.p.149.）于是，在分野，从而也就混淆了客观物象自居性、主观心象自居性和视窗镜像自居性的区别，“这时候，网络写作中，比特数码叙事就将打破德里达所说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形成新的语言指涉方式。这主要表现为： 1.网络叙事由“作品”向“文本”的变化，使话语指称成为“漂浮的能指” 正如罗兰·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注：Cf.R.Bustle,The Rustle of Languag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6.）中所言，新的文学对象已经从单一研究时期进入多学科相互吸收文化资源的互动时期，传统的“作品”已走向多维多元的“文本”研究。这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加突出。网络写作不仅要涉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美学、文学等学科资源，还要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和不断更新的技术操作，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要求实现从“作品”向“文本”的观念转型。网络文本是“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网络原创之作能形成独一无二的“互动书写”(interactive writing)，数码技术能便捷地形成“超链接设计”(hyperlink)，整个网络就是一个庞大的“超文本”(hypertext)，网络中的每一作品都将从符号载体上体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某一文本通过存储、记忆、复制、修订、续写等方式，向其他文本产生扩散性影响。电子文本叙事预设了一种对话模式，这里面既有乔纳森·卡勒(J.Culler)所说的逻辑预设(logical presupposition)、文学预设(literary presupposition)、修辞预设(rhetorical presupposition)和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注：J.Culler,"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in Postmodernism:Critical Concepts,Vol.Ⅱ,Critical Texts,Victor E.Taylor and Charles E.Winquist,eds.,Routledge,1998.），又有传统写作所没有的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赛博空间(cyberspace)、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和多媒体表达(multimedea expression)。法国思想家乌里奇·布洛赫(U.Broich)曾经从后现代的角度把互文性文本的指涉方式概括为这样六个方面：(1)作者死亡：一部作品不再是某一作者的原创，而是交互写作的文本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2)读者解放：互文性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3)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提供的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4)寄生的文学：一个文本可能是对其他文本的改写或拼贴，以致消除了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5)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的拼贴；(6)“套盒”(Chinese boxes)效应：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或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注：Urich Broich,"Intertextuality",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Hans Bertens,Douwe Fokkema,ed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网络文学的比特叙事文本就是这样一种“漂浮的能指”方式，它是一篇篇被不断书写并可能被重新改写的意义螺旋体，其指涉的无限累加使它呈现为一个无穷庞大的堆积物，一种网状的扩张性文化结构。这样的话语指涉方式决定了网络文本超越文学文本的传统分类，使文本仅仅成为一个不断被书写和改写的踪迹，可以超越体裁风格、创作方法的限制，使分延的作者沿着这种踪迹去寻找新的词汇和类型、新的修辞方式和隐喻模式，从而使文本定位于体裁之间的边缘性和交互性，其价值旨在能指间的相互指涉所产生的新的意味性。如专家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