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8-0122-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始”[1]。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几乎同步传入，也同时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并逐步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一、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论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的结果。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指导中国的文艺实践，初步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初级形态。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邓中夏、瞿秋白、鲁迅等。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一)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表现，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也是社会生活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把这一文学观念运用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他们对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评论，就特别强调了这些作家文学作品的高度真实性，称赞他们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对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镜子般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历史镜子的观点，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应。陈独秀于1915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指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强调人们应“尊现实”，这种“尊现实”的精神“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3]172。在这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一致，文中所说的文学艺术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指19世纪以来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创作方法。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思想是存在的反映，认为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强调“我们所需要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4]129。萧楚女是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去解释文学的第一批人之一。他的《艺术与生活》一文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可以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5]402瞿秋白说得更直接、更明确：“文学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而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6]在这里，瞿秋白在文学与生活、文学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用了“只是”这一不容否定的词，可见其在坚持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态度是何等的坚决；在文学与思想、思想与社会的影响关系上，用了“只有”这一别无选择的词，可见其在文学影响生活变化这一点上立场是何等的坚定。鲁迅则从文学家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状态，以及种种社会状态影响下的作家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声音，“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7]343。 (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更是居于核心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一样[8]72，都是物质关系的产物，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也都具有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政治属性的观点，引起了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文学实践进行了发挥与发展。陈独秀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指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需要：“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291。李大钊则从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于1923年11月13日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社会主义释疑》中指出：“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后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9]李大钊指出，文学与政治制度是有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倾向和恶俗气氛是与文学审美和个性表达相敌对的，希望社会主义应力求避免这种气氛和倾向，为文学审美和个性表达提供机会。1924年，沈泽民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第一次提出了“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强调文学家应该是革命家，要深入革命运动中，了解无产阶级，进而创造出革命的文学。他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和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绝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绝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5]405 1927年至1929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况》等论及文学与政治的文章。鲁迅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安于现状的同一”[10]113。文艺不能超越政治，“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越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7]516。鲁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在同代人中是先进的，他能辩证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既指出了两者的矛盾冲突一面，又指出了两者的协调一致一面。1932年，瞿秋白发表的《非政治主义》一文，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着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想要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些隐藏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11]541瞿秋白的论述，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文学家和文学都有政治属性；其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又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其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表现方式是多样的，有隐晦和明显之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