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读书结 常常想起四十年代苏联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他在一九四六年整肃苏联文艺界的行动与言论举世震惊,似乎也对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颇有影响。在我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那些年代,一提起日丹诺夫来大家都十分崇敬,甚至于有人曾经把中国的某一位十分有威望的领导人称为“中国的日丹诺夫”。而如今,时过境迁,回顾日氏报告,仍是那样地惊心动魄而又亲切难忘。日氏的语言,典型的绝对型、权威型、干脆说是暴力型的语言,我辈是如此熟悉——我们与这种类型的语言可以说是周旋了一辈子! 一九四六年九月,联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积极分子和作家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猛烈地批判了小说家左琴科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 左琴科写了讽刺小说。日丹诺夫称之为“把苏联人描写成懒惰者和畸形者、愚蠢而又粗野的人”。按,第一,懒惰、畸形、愚蠢、粗野,这样的人大概哪个国家都有,苏联也不会没有。别的国家的作家对于懒惰、畸形……而且远远不仅是懒惰与畸形的人的表现大概不比左琴科温柔。何必这样紧张?第二,一本书里描写了懒惰的人就说明整个苏联的所有的人都懒惰,也就是说每一本书都代表整个苏联,这个大前提不知道是哪一位愚蠢和粗野的“穴居野人”(这个词是当时斯大林喜欢用的,当然是有的放矢的)规定的。有了这样的规定,文艺家还怎么活? 日丹诺夫进一步对于左琴科进行人身攻击。他称左琴科是“市侩和下流家伙”。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社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则干脆谩骂说,左琴科是“凶狠的下流胚和流氓”,日丹诺夫说左琴科”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主题,便是发掘生活的最卑劣和最琐碎的各个方面。”这里把卑劣与琐碎放在一起,未免武断得惊人。卑劣是道德判断,而且是很厉害的判决。而琐碎呢?基本上属于事物的数量至多还有一点质量的范畴。例如通常认为家务劳动是琐琐碎碎的,又常常认为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女性说起话会琐琐碎碎,这里包含的最大的贬意无非是说一个人说话做事质量不高、此人并非英雄豪杰VIP而已。琐碎又能给旁人给国家造成什么危害呢?与卑劣不卑劣有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大奸大恶,野心家阴谋家,黑手党大哥大,希特勒、墨索里尼、林彪、“四人帮”……倒是不琐碎,不但不琐碎而且频频做“伟大”与“超人”状,这种“伟大”的人,不是比琐碎的人更卑劣万倍,更危险百万倍、更为害千万倍吗? 日丹诺夫指出:“左琴科……不能够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中找出任何一个正面的现象、任何一个正面的典型……左琴科惯于嘲笑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来掩盖着这种嘲笑。”多么振振有词!这种逻辑这种政治帽子我们当不陌生。究竟是谁在嘲笑苏维埃制度呢?是谁应该对于苏联的这一伟大社会主义实验的未能成功负责呢?如果容忍一点“空洞娱乐”与“无聊幽默”,如果进而听取一下不可能没有的各种“嘲笑”,如果多考虑一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中国古训,从而让人说一点话包括逆耳的忠言,说不定日丹诺夫们的业绩会辉煌得多,而不至于让历史嘲笑得这么惨烈呢! 还有一点本身就够幽默的。日丹诺夫说:“据说左琴科的小说风行于列宁格勒的娱乐场所……”看来“嘲笑苏联人”的作品却受到了苏联人的喜爱,莫非是苏联人丧失了自尊与对于褒贬的正常反应?为了使苏联人捍卫自己的尊严必需靠日丹诺夫式的保护人的声嘶力竭的批判? 然后谩骂到“文学的渣滓”“野兽式地仇恨苏维埃制度”“可憎的教训”“诽谤”“卑劣的灵魂”“彻底腐朽和堕落”“不知羞耻”“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等等。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个年代受到这样地以权力乃至暴力为背景的大批判的滋味。也可以设想一下用这种语言谈一个作家一篇小说的“领导人”的文明程度与嘴脸。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五十年代我辈碰到的第一次文艺批判:批判电影《武训传》。当时,我的一个同事,一个绝非过于幼稚的前程看好的共青团干部看完了全部批判文章后认真地对我说:“我看这部片子的编导应该枪毙。”真是语言的暴力激发了行动的暴力冲动呀! 之后,日丹诺夫向“无思想的反动文学泥坑的代表”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猛轰,批她是“贵族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是古老文化世界的“残渣”。“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一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一位高官竟然用这样的语言谩骂一个女诗人,令人叹为观止。并不完全是霸道,并不完全是疯狂,说得确切一些,是混合着专横与变态心理的霸道与疯狂。 顺便说一下,阿赫玛托娃现在还活着,日丹诺夫则早已经成了极左文艺政策的代名词——叫做身与名俱灭了。外国文学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高莽译的阿氏的天才的诗作的中译本,看到她的坎坷历程,令人欷嘘不已。近年,她与著名老汉学家费德林合作,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可惜我不懂俄语,否则真应该更多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这位被封杀几十年的天才俄罗斯女诗人。 女诗人的罪名是:写了“渺小狭隘的个人生活、微不足道的体验和宗教神秘的色情”,从而是“完全脱离人民的”,日丹诺夫说:“这种离弃和歧视人民的文化残渣,当做某种奇迹保存到了我们的时代,除了闭门深居和生活在空想中之外,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甚至从这样的批判当中,你都会感到诗人的独特风格与魅力。这究竟是胡乱扣一些什么样的帽子呀!当然写叱咤风云的重大题材而又能写得好是珍贵的,是应该受到执政党的特殊重视的;但是有什么理由去怒斥“个人生活”与“微不足道”的什么什么呢?说写了这些就脱离了人民,等于是说人民就没有个人生活与微不足道,大概人民关心的只有世界革命与五年计划。这是在糊弄谁呢?这还需要讨论么?人民呀,多少人以你的名义来封杀有才能的个人呀!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去扼杀一个个具体的活人,这种作法,不论以什么样的神圣的名义,怎么能不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国而不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