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演变具有风向标的性质。在艰难的时势中，探索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特性的理论前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术研究因此染上了悲壮的色调。爬梳、钩稽这段艰难的学术路程也许会引起过来人沉痛的记忆，但是我想，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时常细心地拂拭，才能凸现并记取包蕴其中的经验教训，发挥它作为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宝贵的思想资源的作用；而伤痕的展示，也表明我们已经能够对那逝离的昨天作自信的告别。 一 “五四”时期，人性人道主义是时代的合鸣，政治立场可以有差异，但并不影响人们在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上的认同。特别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没有将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甚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注：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北京〕《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像这样给予社会主义革命以人道主义解释的言论，的确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李大钊还从“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的记录”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将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都看作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这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今天看来，这理解正好反映了艰难时势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的渴望，体现了李大钊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体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文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因此，李氏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信仰社会主义也必信仰人道主义。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际需要看，宣传社会主义与从事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确实是互为补充的。在关于文学的思辨中，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注：《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北京〕《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再一次提供了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秉持人道主义美学立场的证明。 对20世纪初两种社会思潮合流的现象我是这样看的：第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仍旧牢笼着人们的思想，而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与剥削手段对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构成了极强的侵犯性，它们是非人道、非人性的，带着浓浓的血腥味。在这样的时候，提出最切合人民群众的要求，通过指证无处不在的悲剧性的事实就能引起广泛的义愤与共鸣，同时也满足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需要，人道主义对于唤起中国大众的觉悟、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是十分有效的。第二，采取人道主义的社会立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水平，他们当时接受到的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信息既稀少又混杂，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了解还显得相当浅陋。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能阻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人道主义来充实其寒伧的武库，自如地拿起人道主义这个现成的思想武器呢？ 总起来看，“五四”时期关于人道主义的宣传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没有严格的区分，宣传社会主义也必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结成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合力，社会主义者如果没有公开宣传人道主义，至少也对人道主义持默认的立场。而“五四”时期虽持进步立场但不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者取得共识，由此形成思想文化界各派力量的人道主义相当和谐的交响。 第二，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中，理论与创作是互相配合的。即它不仅有理论的诠解，而且有数量众多、极具创意的作品作为这种宣传的形象铺垫，理论与创作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定的声势。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以对封建制度的猛烈批判与对被压迫者的人道同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冰心的创作突出表现了这位娇小的女子博大的、普济的爱与美的情怀。 第三，“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者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人道主义思潮的崛起，有力地配合了革命者与反动派在前台的正面交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在20世纪初的20多年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令人难以忘情的蜜月期。到了20年代末，国内政治情势骤变，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结束了它们之间联手反帝反封建的统战格局，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革命文学的兴起。在它毫不掩抑的锋芒面前，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由被冷落到受批判，淡出于文学主潮之外，后来则一直受到主流文论的排斥。 2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孤军奋战极需思想界的援助的左翼文艺家为何毫不顾惜他们在与人道主义者的合作中形成的友谊，绝然决然地与人道主义者决裂？我们可以批评发动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造成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无谓决裂的前辈，但是必须承认，从中国当时的形势看，阶级论与人性论20年代的分道扬镳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由人道主义本身不属于社会强势意识的特点所决定的，向举着屠刀已经丧失了理性的刽子手讨要人道与公理不啻是与虎谋皮！ 除了现实的情势决定了左翼文艺界与人性人道主义断然分手外，人性人道主义者在恐怖统治面前乱了方寸的卑怯心理，也是引起左翼作家情绪化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30年代的人道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变得胆怯起来，从革命立场上退缩，改换了人道主义的旗帜。他们的转向引起左翼人士愤怒的反应，后者将在光明与黑暗正进行殊死决斗之际临阵易帜看作是一种叛卖行为，并将对反动派的仇恨，部分地迁怒到这些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