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心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和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人，不管你是赞成他或是反对他，大约都会注意到陈思和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工作、实绩。他以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学史研究思路，特别是他在文学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立场和承担当下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使他的学术研究总是穿过现象的屏障，进入到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存在的深层之中，体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和人格力量的某些特点。 陈思和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寻章摘句的学者，从1985年“20世纪文学”的提出，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再到1994年“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陈思和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参与者，但在这些学术热点所构成的“共名”中，他又始终站在独自的立场发表着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思想成果，显示出一个当代思想者的严肃态度。“20世纪文学”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通近、现、当代三个时期的文学史，但陈思和却坚持“五四”新文学在20世纪文学中的开创性意义，并以此建构他的整体观思路；在“重写文学史”的阐释中，他着重提倡的是“怀疑精神”，并经过几年的探索，提出了一套以“民间”为理论基础的文学史建构；在“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中，他一直用自己的思路和语言表达了对20世纪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变化及历史命运的思考，其意义显然超出了启蒙的立场，努力探索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新的圆通。与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的则是他自成一体的“整体观”和“怀疑精神”的研究方法，所谓“整体观”是指他总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整体的把握与考察；所谓“怀疑精神”是指他对任何既定的学术思路、学术框架、学术定论，总是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以逆向的思维形态给以反省、质疑和否定，从而在破中求得新的创见。他正是运用“整体观”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完成了对如上三个方面的思考。所以探讨陈思和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学术思想的独特意义，而且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新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探讨陈思和在文学史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 一 文革以后，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感受到了变革以往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迫切性，他们渴望创造，渴望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的确立，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就是在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中，寻找到了某种契合点。他们在重新思考和评价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工作中，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鲜、生动的活力。他们对于新文化传统的每一次阐释，都连接着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思考，因此，以往的文学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了新的风貌，而这新的阐释又反过来作用于当代文学和文化，构成了当代人文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 当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诞生的时候必然要伴随着一场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革命，因为唯有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承担和表现新的思想与激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学界和学术界掀起了“方法热”的浪潮，各种各样的方法纷至沓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等研究方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试图运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冲破已成定势的思维模式，获得文学研究的广阔空间。这种探索的意义不能忽视，但由于这些新的方法大多移自国外，缺少现实针对性，不能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庸俗社会学方法形成抗衡，特别是在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时暴露出了教条主义倾向和简单化弊端，这也是“方法热”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就走向沉寂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陈思和提出的“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却是一种行之有效、富有实践意义和创造精神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具体体现于巴金研究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在陈思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个过去的文本，而是一门未完成的开放性学科，我们作为文学史中人，面对当代现实，都能够从正在从我们身上流淌着的文学史里寻找精神力量。正如他所说：“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唯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所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现象，都在前一段的文学中存在着因，又为后一个阶段的文学孕育了果，它在同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潮、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的不断交流中调节自身的规律，并以其自身规律的变化发展来适应这种交流，求得平衡的对应地位。又唯其是开放型的，这一整体将随着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元素渗入到它的运行轨道，并且任何一种新的元素一旦加入了这一整体，即被纳入到整体的有机结构中去，就会导致这个整体内部的一系列元素的重新估价。”（《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自序》）陈思和提出的这种新文学整体观的意义在于不仅打破了以往依附于政治观念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改变了以往人们所描述的文学史景观，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而且带来了一种富有激情和探索精神的文学史观念，带来了整个文学史研究框架的革新。陈思和正是用这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对“新文学与中外文学之间的关系”、“新文学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化形态在新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鲜、独到、深刻的见解，把与新时期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思想带进了当代生活中，为当代文学现象找到了变化的依据和精神依托，又在整体的联系中进一步确立了当代文学现象的位置、意义。譬如：他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中现代主义的论述。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时候，文坛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肯定赞扬者有之，否定批判者有之，但缺少坚实的理论分析和文学史的判断。陈思和把这一当代出现的文学现象置于整个20世纪文学的整体联系中，分析了五四文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途径、特点及其意义，进而分析了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文学因素的命运，指出了现代主义之所以与中国新文学发生联系是由于其体现出的显著现代意识，具体于五四时期是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特征，吸引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注意。但由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坚实的文化背景，没有持续多久就走向衰弱。现代主义文学如果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必须与中国民族文化相融汇，把现代主义融于民族文化之中，鲁迅与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例证。在五四之后的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未能很好的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因素也就不可能再发生更多的作用（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关）。陈思和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联系中，提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如上问题，无疑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有着精到的理论说明，同时也指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只有与民族文化融汇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种理论分析不仅说明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意义、价值、发展方向，而且对于20年代的现代主义也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拓展了新文学史的研究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到陈思和“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