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诗人翟永明在一篇叙述友情的文章中这样评价唐亚平，“事实上，这些年来，她那女性的诗学正缓缓的、以女人的和诗意的方式推动着她那被批评家称之为‘怀腹的诗学’的写作状态”。（注：翟永明：《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4页。）这段话也许是翟永明不经意说出来的，但它一旦出自一位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的笔下，它就预示着一个新的诗学词汇的诞生，这就是“女性诗学”。当然，“女性诗学”这一词汇的诞生并非某个人偶然的、随意的创造，也并不是在翟永明那里才第一位被提到。但是，它作为一种具有女性主义特质的诗学理论，其构架、体系与话语模式却是在近几年来才得以形成的。早在80年代中期，当中国诗歌突破了朦胧诗的性别朦胧而凸现出诗歌的性别意识时，一些受到女权主义影响的女性诗人就开始琢磨女性诗歌与女性意识之关系的问题，如翟永明为《女人》组诗所写的序言《黑夜的意识》，可以说是最早的女性诗学的代表作之一。只是由于当时的女性诗人们正在热衷于女性诗歌的创造，热衷于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女性意识，因而对女性诗歌的理论性阐述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诗歌整体衰落的大趋势下，女性诗歌创作也在发生着变化。一些女性诗人移情别恋，做起小说与散文来，一些女性诗人则厌倦了女性的徽号，希冀穿越性别之门重归传统。正是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也从相反的向度构成一股合力，催动着女性诗人反思意识的觉醒。至今风头正健者如翟永明、王小妮、海男、崔卫平、伊蕾、唐亚平等，年长的智者如郑敏等，几乎都用各种书写形式表达过自己对女性诗歌的返观，由于她们大都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文化素养方面也大都有学院背景，因而她们的返观与思考，既具有当然的亲证性，又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建树，在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立场上，多层次多方位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本体特征及其意象结构与话语模式。不过，这些理论的阐述大都散落在女性诗人的各种序跋与回忆性散文之中。爬梳、整理这些理论观点，为这些理论观点找到一个体系构架，一个相互沟通的灵魂，无疑是诗评界至今仍然没有人做但又确实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女性主义诗歌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关系，体认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困境，把握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历史及发展流变，都能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的国度，从纯粹性别角度来看，几千年的诗歌文明经历了从有性别到无性别再到有性别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封建文明时代，女性诗人虽然寥若晨星，但其性别意识是比较分明的，春闺愁怨，儿女情长，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情调意境上都很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女性的立场。但是这种定位乃由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所赋予，所以，封建文明时代的女性性别意识是只有纯粹生理意义的，在文化本质上女性的立场被严厉地封冻在男性的立场之中。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既迅猛而又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这种被封冻的状态才在新文化的怡荡春风中逐渐消解。过去，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只有80年代的女性诗歌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早在20世纪初年，女权主义思想就已由维新派人士介绍进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女权主义思想俨然成为新思潮传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当时西方女权运动也还处于争取外在权利如平等、参政等阶段，正是由于受到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中国女性在获取职业书写权利的同时，把与男性平等当做女性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诗歌领域，就使得“五四”以来的女性诗人们一方面不约而同地从诗歌意境中驱逐春闺女怨的古典模式，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向男性诗歌的宏大叙事靠拢，尽量抹平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从冰心到舒婷几乎无不如此。20世纪下半叶，西方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文化压抑与阉割，要求消解男性的阴茎之笔对女性意识与历史的野蛮书写，西方女权运动由此进入争取女性内在权利的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性别觉醒与凸显无疑与这股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传入与大受欢迎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诗人兼诗学理论家的郑敏对西方女权运动与女性诗歌的关系曾有十分精辟的概括，“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又赋予女性诗歌以显著的时代血液。这类诗歌主要是女权运动的战歌，它呼喊出男性中心文化中妇女的苦闷、寂寞和愤怒，又进一步引出姐妹手足情与情感、心理的联盟。……因此西方今天对女性诗歌的主要概念是女权运动的一种诗歌形式。”（注：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中国当代女性诗学对女性诗歌本体特质的界定也是由这一关系入手的。在20世纪女性职业书写历史上，如果说“五四”以后几代女性诗人写作的中心观念是为了寻找、显示与男性的平等，因而尽量在各个层次上追求与男性的同一，那么，80年代以来的先锋派女性诗人写作的中心观念则转变到寻找、显示与男性相区别的女性自我上来。这种诗学观念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首先，它标志着中国的女性第一次在诗歌领地中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叛逆与解构。叛逆与解构的前提是充分意识到男性中心文化压抑的存在：“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翟永明《预感》）。“所有的天空在冷笑／没有任何女人能逃脱／我已习惯在夜里学习月亮的微笑方式”（翟永明《憧憬》）。在朦胧诗的早期，舒婷写过一首著名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这里表达的只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笼罩下女性维护独立人格的自我矜持，而翟永明等的诗歌则分明已经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尖锐的控诉。于是，“太阳，我在怀疑”（翟永明《臆想》），“父亲，我不干了”（萨玛《父亲》），先锋派女性诗歌纷纷以暗喻的方式表达着女性对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渴望与意志。其次，它标志着在中国诗歌领地里女性第一次真正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这不仅表现在诗歌对于女性自我的真切的呼唤：“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翟永明《独白》），而且也表现在女性诗人对女性诗歌之所以存在的必然性的确认。翟永明曾说：“我认为女诗人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是从我们体内引入我们的诗句中，无论这声音是温柔的，或是尖厉的，是沉重的，或是疯狂的，它都出自女性之喉，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感受世间的种种事物，并藉词语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注：翟永明：《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0页。）在这里，“我们体内”与“女性角度”两个词是最值得注意的，前者说明女性意识是客观的，浸透在肉体与血液中，后者说明女性意识也是主观的，是女性自己所择定的，女性意识一旦获得客观与主观的双重锁定，女性诗歌的存在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女权运动唤起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必然促使女性诗歌的崛起，所以，郑敏非常明确地指出：“女性作为独立自我的发展既是女权运动的重要课题，也是女诗人成为出色的诗人的关键。”（注：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