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千年相交之际，对于20世纪的回顾及对21世纪的前瞻性思考，将我国研究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四股力量逼进了一个共同的具有总体性的学术目标——建设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根据艾布拉姆斯的坐标，应该包括作品及作品与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关系研究四部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包括文艺哲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本文艺学及文化文艺学五要素。还有的认为应由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心理学、文艺语言学、文艺社会学三大块组成。无论有多少不同意见，文艺社会学作为宏观文艺学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没有疑义的。 文艺社会学是把文艺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着重探讨文艺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特殊方式与规律的边缘性交叉学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艺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诸环节皆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在理论上加以总结，以便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就历史传统、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而言，文艺社会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下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也是具有全球性的文艺／文化思潮。它可以也应该成为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二、古代文论与文艺社会学 不是作为一种形态学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文艺社会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就是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精神。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艺社会学思想，不但表现为强调“诗教”“乐教”、“经世致用”的儒家文论，而且也表现为崇尚自然疏离社会的道家文论。这不仅是因为道家文论也具有强烈的为人生而艺术之目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类，既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且也是因为反社会的文艺思想也是一种社会的文艺思想，正如反文化的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一样。 由于价值取向上的锐意进取建功立业与清心寡欲怡情养性之别，儒家文论往往被认为是“重功利”的“工具论”，而道家文论则被誉为是“重审美”的“目的论”。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就功利和审美而言，儒道二家确有所侧重，但重功利的儒家文论也包含有“审美”的性质，而重审美的道家文论也包含有“功利”的因素。从学理上说，功利和审美本来就不能截然分开。康德是审美“无利害关系”的鼓吹者，但就是康德也认为最高的美即“理想美”并不是“纯粹美”而是“依存美”，认为“处在至高点上的依存美亦含有道德意义”，或者说正是因为“负有道德使命”，“依存美”才得以升华为“理想美”（吉尔伯特等《美学史》P447—448）。 审美作为一种人性的需要和人格培育的一种途径、手段和方法，不具备终极意义。审美的终极意义或价值，只有在人生／人性／人格和社会／历史的层面，才能最终实现。 三、现代文论与文艺社会学 百年中国文论史，就是一部为人生、为社会的文艺思潮史。离开了这一视角，这部文论史将无法描述也无法解读。 毋庸讳言，百年文学／文论有过偏差和曲折。其最根本的，在于身受当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制约，加之苏联20年代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文艺的特殊规律认识不足，对文艺与政治／宣传／阶级的关系有简单化、机械论、庸俗化倾向，出现过一些挫折。建国后，这一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极左路线干扰下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恶果，教训是惨痛与深刻的。但是，不能因为有庸俗的社会学，就把科学的社会学也给否定了。建国后20多年我国高校没有社会学系，无疑是不正常的。北图的心理学书目有3281个，可社会学只有1003个，这与社会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核心学科之一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文艺社会学的滞后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滞后，密切关联。以反对庸俗社会学来消解文艺社会学，来颠覆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观，是用一种简单化来反对另一种简单化。摒弃了“工具论”不能走向“玩具论”，不能用艺术的审美性和审美价值来拒斥它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 作为不同的艺术观，为人生／为社会／为艺术而艺术，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不过，当下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是坚持“二为”方向的艺术。道理很简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的根本。 四、西方文论与文艺社会学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构成了西方文论传统。即便在形式主义批评最具影响力的20世纪，为人生、为社会的批评也仍然是批评中的活跃力量，不但涌现了诸如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文艺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等不同学派，而且引人注目的是，世纪末，西方文论又出现了“向外回摆”的走向。 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批评等等，表现出了对本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又一次“转向”。文化研究的兴起是西方批评走向“外部”的重要标志。不过，用“文化”来整合不同形态的文论话语究竟有多大的理论穿透力令人生疑。“文化”几乎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包，用它来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免不了失之空疏、空泛、空洞。如果要综合的话，我以为用“社会学”比用“文化学”更严谨、科学、规范。西方“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于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与人类学与社会学合并”（米勒语），这一趋势值得关注。华勒斯坦在指出社会科学作为介于“硬性”的科学主义文化和“软性”的人文主义文化之间的“第三种文化”，有可能充当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剂的同时，强调了1945年以后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是：“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也日益地相互重合……社会学家成了开路先锋”（《开放社会科学》P49）。 “社会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的浪潮中充当“开路先锋”，正是由于社会学本身具有“整合的、统一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决定的。也正是这种特点和优势，决定了文艺社会学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