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

——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绍玺(1970-),男,云南腾冲人,云南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云南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原文出处: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民族文化具有历史客观性,是文化认同的基石。但是,不存在“纯粹的本地生产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文化的遮蔽效应,少数民族诗歌在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的连续展示和再现中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怎样处理诗歌中文化的自我和他者的问题,成了少数民族诗歌文化认同的关键。文化认同具有时间性,应该在自我和他者的复杂对话关系中树立“有意义的他者”观。而正确处理文化阐释权问题有利于避免跌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潭。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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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13(2003)01-0103-04

      文化认同危机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深入被凸现出来的。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走向(不是终极状态)正在把全球各地的民族文化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话语权利结构中,使越来越多的民族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了压制,导致“民族文化原质失真”。这一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也就是文化的殖民化过程,其结果之一就是被殖民者——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精英的文化认同感危机化。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景观,他们无法界定自身,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该去与谁认同,应该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为,“认同”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

      本文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歌为对象,考察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怎样处理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阐释权问题。

      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身份……无法被回忆,它必须叙述出来。”[1](P356)置身于今天这样一个并不纯粹的文化空间,当民族身份的标志已变得漫漶难识,并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焦虑时,诗歌对此必然会有叙述:

      我站在这里/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中/我被分割成两半//我站在这里/在有红灯和绿灯的街上/再也无法排遣心中的迷惘/妈妈,你能告诉我吗?我失去的口弦是否还能找到(吉狄马加《追念》)[2](P237)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乘着电梯上楼去/拉开窗帘眺望城市/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世界这样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哥布《留宿在城市高楼》)[3](P186)

      这是少数民族先锋诗歌中关于文化认同危机的典型叙述。在“他者”的文化环境里,“我被分割成了两半”,“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现在也是空白。

      贯穿于这两首短诗的忧伤、迷惘之情,连同它们共同透露出的无奈与焦虑的情感态度,是当前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尤其是那些有着强烈民族文化意识的诗人创作中普遍的情感之一。这是民族文化的忧思和伤感,是当前大多数少数民族诗人、诗歌的文化品格之一。这种感情缘起于少数民族诗人(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因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同质趋势中日趋模糊乃至消失而滋生出的浓重的文化焦虑。更进一层讲,这类诗歌所叙述的,是少数民族诗人以及他所置身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所体验着的文化身份危机感。所有这些,又可用另一首小诗来表达。在这首小诗中,民族文化被喻为诗人的“背景”。但是,不幸的是,这一背景却已遭到了破坏:

      不是我的披毡不美/不是我的头帕不美/不是我的丰采有何改变/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这样悲哀/那是因为我的背景遭到了破坏(吉狄马加《不是……》)[2](P208)

      那么,怎样才能免除这种因文化归属感的抽空而产生的无限焦虑呢?怎样才能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不至让自己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失语”乃至“失身”呢?我们已经看到,回归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前少数民族诗人、诗歌普遍表现出来的重建文化身份、寻找文化归宿的路径之一,而这又涉及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策略问题。于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母族传统文化,怎样处理母族传统文化与“他者”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阐释权等都成为重建文化身份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因而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

      现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学者都不会否认本土民族文化的历史客观性,它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及民族文学的对话与讨论中的经常性主题,人们极易从中得到意义与价值的参照,它也因此成为了文化认同的基石。

      但是,在对话进行中,本土民族文化概念本身所造成的遮蔽效应却不为人们重视,而一致把本土民族文化自身看得过分自足完整,从而造成了客观上抗拒文化变迁的现实效果。少数民族诗歌也在这一“自足性”的连续展示和再现中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其实,过分相信和依赖这种想像出来的恒定如常的民族本土文化,其后果是模糊了文化的本质。自由主义者普尔认为:礼赞民族文化的人口开颂词时,通常都把它说成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但是很大的一个程度里,向太古洪荒探寻传统实在是一则神话。伴随每一个世代成长的文化,每一代人都能亲身体会。这个文化所引以为重的诸般价值观及传统,是他们从孩提时代所学习到的。这个文化所重视的价值观,在一或二个时代以前,有许多成分是从外国来的,当时这些外来品也是颇具争议性的。[4](P177)

      普尔的观点对我们思考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第一,民族文化的内涵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静态,它具有时间性,只要时间在流动,这一内涵就在变化与更新中,它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和封闭的;第二,由于民族文化的变动性,现实世界中,被称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本地生产的”,它一定包含了先前的外来文化的借鉴及影响。因此,被视为本土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本土化”的结果。这样,传统民族文化便具有了“时间——空间”性,时间和空间成了它的两个参照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霍布斯班把传统文化称为是“发明出来的传统”。他认为:“许多现代社会的‘诸般传统’,虽然状似建立良久,它们似乎根植于民族国家之历史,然而,这些传统实际上是晚近才出现的。”[4](P175)但是它们如同其他的传统一样,总让人觉得它们不但代表了“现在的我们”,还可以上溯至“渺不可知的从前”,亘古至今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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