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一直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课题。然而究竟怎样理解这个命题？学界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即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有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文艺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等；还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过程。这个转化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首先，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从“五四”以来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以及周扬、冯雪峰等理论家的具体阐发，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其倡导下我国文艺界不断进行实践探索，这个历史过程始终没有中断过；其次，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指导下，研究解决我国文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创建的理论学说。只不过这种理论成果并不限于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文艺思想，同时还包括其他各种理论形态，如原典性译介话语、学理性探讨的学术话语，等等。这些理论形态应当说各有其特点和不同的意义，需要分别论析。 一、作为原典性“译介话语”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在中国的译介阐释，由此形成的理论形态也许可称为原典性“译介话语”。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是一种西方话语形态，虽然它的观照视野遍及整个人类社会，但它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阐释是以西方社会为主要对象的。作为对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具有普遍性；但它作为一种西方话语，显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译介阐释即话语转化，才能成为我们中国人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步骤及其第一种理论形态，就是通过译介阐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使其逐渐得到传播、推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显然也是如此。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译介阐释性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比较零散到比较系统化的过程。从五四运动时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我国理论界就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阐释与传播。例如早期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在《艺术与生活》中阐述说，艺术本质上是“生活上的反映”，并且，“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社会人类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1]。瞿秋白也曾引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文艺思想，以驳斥“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超阶级文艺观。他阐释说：“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2](P35)李初梨在1928年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Ideology的音译，意译为意识形态——引者注）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是“一个阶级的武器”。[3]像这样零散的引介阐释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理论形态。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种理论学说并不是通过系统的翻译介绍，而大多是通过比较零散的译介阐释而被传播的。之所以如此，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专门的文艺理论家，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著作，他们的文艺思想散见于各种著述或书信之中，当时国外理论界也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因而还不具备系统译介的条件。第二，当时人们往往从现实需要出发，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加以译介阐释以解决现实问题。鲁迅曾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4](P6)他所说的“科学底文艺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深有感触地说：“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于大家更有益。”[5](P137)正是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后来许多理论家以更大热情和自觉性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瞿秋白曾把1929年称之为“社会科学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与此同时，上海水沫书店、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由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随之而来，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来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如生活反映、意识形态、社会、阶级、时代等等，也逐渐传播开来。 在前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译介的基础上，1944年，周扬在延安主持编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其中分“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等五辑，分别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同时也将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编入其中，周扬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这些都可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阐释。经过这样比较系统的编辑整理与阐释，显然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及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进入全新的阶段。随着马恩列斯全集和选集的相继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也得到更为全面、系统的译介整理，如《马恩列斯论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编》等相继编译出版。随着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的开设，诸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之类的教材也层出不穷，影响更加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