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的对立 一个幽灵在高技术产业化的时代上空游荡：科学思维与技术理性的幽灵。 它的来源却很早，神话的制造者是德国的康德，康德以其著名的三分法，把自古希腊以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在冲突现实化，笔者曾经指出：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学的发展引起一种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各类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各自独立，最主要的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独立开来了，它们在人的认识能力上也产生了对应的分割，这一分化被康德用自己的理论系统地表达出来，他把人的理智、意志和情感三者划分开来，各有自己的对象，各自为真理、道德、艺术。从此希腊人的真善美统一的观念就被彻底破除了。这就是被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批判的康德三分法，在他们看来，此种分化是现代性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文化形态转变。这种分化的恶果早已显露，这便是由此而产生的人性的分裂和残缺，从浑然一体的人变为人的异化。 19世纪以来，科学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进步与财富，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但同时，科学是否能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也有更多的争论。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的改变，道德伦理的变化，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性作用，生物技术中克隆技术对于人类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得学者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及其思维的影响不断展开争论。抽象地议论科学的作用，或是空言科学是好是坏已经没有实际意义。重要的是从科学思维方式角度的反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是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工业化社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异化。只是这一命题在他生前未能充分展开而已。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把科学作为人类进步的敌人，这种思想的暗流遍及世界，20世纪中反科学的思想观念从未断绝过。法国塞尼(M.B.Saint-Sernin)有一种著名的“技术悖论”，认为技术有四大谬误：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导致工业化社会形成，这种社会中人类心理受到异化和扭曲，焦虑与心理变态对人类精神世界有害；第二，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没有可能确定发展目标，生产趋于无政府状态；第三，理性与权力相结合，造成了一种非理性，这就可能使得整个国家都进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技术产生的副作用正在损害着地球，这种损害的后果是无法恢复的。在所有理论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谓“技术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及人类正常理性之间的冲突，其中文学思维方式往往被作为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和理性精神的主体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 笔者认为，当代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之间的对立，是在高技术产业化时代不可避免的重大理论课题，我们必须以一种辩证理性观念来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特别是要解决技术理性与文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异、技术理性对于个性和自我所造成的压抑等问题。 二、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的文化之源 当代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文学思维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古希腊以来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的延续与发展。 科学这一概念在现代有两种基本意义，其一是所有科学的总称，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体研究，它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五大基本成分，这是一种五分法；或是把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加入其中，这就形成所谓的七分法。无论五分法还是七分法，都是各类学科的总称。其二是特指，专指自然科学而言，也就是所谓的“精密科学”。我们主要讨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及它们之间的耳相作用，这里的自然科学范围则要比通常的概念更为丰富一些，包容了技术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一些相关方面，但它主要所指是自然科学，这是明确的。 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造型艺术对自然的关系》与卡西列的《人论》中都曾提到过法国数学家的一个趣闻，据说他观看拉辛戏剧《伊菲革涅亚》的演出之后，耸动肩膀说：“这证明什么呢？”这个例子使学者们感兴趣，因为它鲜明地表现出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同。虽是轶闻趣事，但并非全无意义。 俄国契诃夫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一位勤恳工作的医生不谙风情，他的妻子却生性喜欢附庸风雅，喜欢与一些艺术名流往来，这位医生说：“我本人难以理解艺术，但既然有那么多聪明的人从事艺术，那么，它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了。”这种描写虽然略有嘲讽，但仍然说明了科学与艺术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在一般人的理解中，科学以理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文学以形象思维为主。我们首先要指出，这种看法十分常见，虽然其中的谬误也很明显。科学是—种实证性的、技术性思维，有人称之为技术理性、以区别于一般的理性。这是必须先明确的。 人类的文学与科学虽然有巨大的差异，但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根源，这就是人类文化之源。怀特曾经把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大的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成分所组成的，如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这是一个把人与自然界关联起来的系统。其二是社会系统，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规范，如经济、伦理、军事、宗教等。第三是思想意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