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了阐释学内部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各种紊流错综交织。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勇敢地闯入，对于种种积存已久的难题发出了挑战。从古希腊色诺芬、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不同传承到春秋战国孔孟与老庄不同的阐释路线追求，张江教授充分意识到漫长的理论故事遗留多少疑难的节点。他力图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航路图。这篇论文的严谨表述不仅显现出全神贯注的思想姿态与特殊的理论密度，同时还表示了综合性概括的意图——这篇论文并非单向论证，而是全面地考察了一批问题的复杂关系。对于中国阐释学而言，这种考察意义非凡。 尽管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哲学家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但是，所谓的“现代阐释”在解决了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些新的问题——后者甚至不会比前者少。如果说，文学阐释领域的接受美学可以视为“现代阐释”的产物，那么，人们很快就会顾虑到，接受美学的“读者”会不会拥有太大的权力？当作家的尖锐探索超出了读者视野的时候，读者为中心的评判是否隐藏了埋没杰作的危险？如果读者抛下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垂青金庸的《鹿鼎记》，文学史必须下调《红楼梦》的经典等级吗？19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研究逐渐从作者、作品转向读者——古往今来，如此三个因素始终并列存在，为什么读者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角？由于现代阐释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许多问题的解释不知不觉地依赖机智的新颖想象而缺乏深思熟虑的气质，例如阐释的限度。接受美学破除了文本阐释的独断，但是，破除了独断之后是否再也没有限度？“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许多人熟悉的名言，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如同张江教授那样持续追问：“一万个读者，会不会是一万个哈姆雷特，一百万个读者，会不会是一百万个哈姆雷特”？① 尽管如此，《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意图不是聚焦某一个问题的精耕细作。张江教授似乎力图搭建某种相对宏观的理论模型：无论是重大问题的阐述还是边缘问题的消化，这种理论模型配置了一个统一的考察视野，并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应答。 评价这种理论模型之前，有必要简要地复述架构与组织理论模型的一批概念及其意义——这些概念显现了有限的阐释与无限的阐释隐含的不同理论方位：(1)“文本开放”意味着允许各种阐释，但文本并非拥有无限的意义；(2)“阐释开放”意味着阐释者拥有自由理解文本的权利；(3)阐释不存在边界；(4)有效的阐释存在边界；(5)“蕴含”指文本包含和显现的本来意义；(6)“可能蕴含”指不为作者所知、可能为阐释显现的意义；(7)“蕴含可能”指阐释者对于文本自在意义的发挥；(8)“诠”主要指文本原意的阐释，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9)“阐”主要指衍生义理，重在阐发。根据这些概念构成的理论模型，《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证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指向。作为阐释对象，文本的固定不变是一个基本前提。无论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交付阐释的文本具有固定的字数和段落排列方式。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存在多种版本，但是，外部形式的差异并未带来意义表述的差异。因此，出现多种阐释的原因源于阐释主体，而不是文本。《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首先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可能：阐释的无限。阐释对象锁定之后，张江教授列举了种种可能出现的状况：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可能使同一阐释主体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不同的阐释主体也可能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无限、阐释主体的无限以及各种状况的叠加重合必然形成阐释的无限。 然而，阐释的无限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可能。事实上，在既定的历史区域，阐释实践始终遭受种种条件的约束。首先，阐释的文本独一无二，这规定了一个文本必定存在异于其他文本的内容。逻辑的意义上，相异之处即是边界——甲文本的阐释不可能与乙文本的阐释完全相同。其次，阐释主体置身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必须接受当时语境结构以及公共理性的考核。其三，只有获得公共理性的认可才能成为有效阐释，另一些散漫、零碎的阐释只能停留于“聊备一说”的边缘状态，甚至贬为可笑的无稽之谈。 这种理论模型的积极之处在于，以上众多特征并非描述为固化的结构，而是具有历史与辩证的意义。“一些当下不被承认的边缘化的阐释，可能跃迁于中心，而成为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公共阐释。”② 闭合与敞开，有限与无限，当下与历史，主流与边缘，张江教授描述的理论模型从各个方面协调文本与阐释之间的多种张力，从而构想一幅既稳定同时又富于弹性的理论图像。 构想这一幅理论图像的时候，张江教授保持了理性主义的稳重。尽管阐释的无限占据了充分的理论空间，但是，他显然倾向于站在“阐释的有限”这一边。所谓的“现代阐释”带有冲击传统观念的强烈效应，以至于“阐释的无限”时常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先声夺人。然而，现代阐释的意义毋宁是打开了关闭的闸门，而不是提供一个无可争议的阐释制高点。后续追问是，无限的阐释即是理想状态吗？事实上，一道题目有无数个解相当于无解。无限的阐释犹如没有阐释——任何一种阐释均可替代另一种阐释。因此，张江教授的论文转向了另一种意图：破除文本阐释的独断仅仅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蜂拥而至的众多阐释之中圈定某些有效的阐释。何谓“有效的阐释”？张江教授列举了若干必要的条件，从固定的文本、公共理性到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引入了一个论证的特殊策略：数学。张江教授以圆周率π和正态分布分别形容文本阐释无限延伸的范围和众多阐释的概率分布。方法论的意义上，试图以数学的精确澄清、分析和覆盖人文学科的某些模糊领域。这再度显示出张江教授对于理性主义的敬意。 显然，理性主义的稳重必将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大范围的支持。通常意义上，一种符号体系的设立即是制造沟通与交流的不同形式。从语言、绘画、音乐、电影、建筑到旗语、密码、手势、表情、交通信号以及种种象征性仪式，各种符号体系共同组成严密的社会交流网络。很大程度上，这些符号体系乃是联结和指挥社会躯体的文化神经。符号体系的失灵可能导致社会的大面积瘫痪。某些时候，符号发出的信息可能遭遇种种障碍，以至于无法获得接收者的正确领会。这时，阐释的弥补功能至为重要。阐释的首要意图是修复符号的接收与破译机制，保持信息的流通，重新将社会成员组织为文化共同体。这个意义上，阐释与理解构成了基本生存的组成部分。所以，阐释的意图不是提供莫衷一是的解读制造混乱，而是谋求符号、文本、信息与读者的接收、理解之间的光滑衔接。所以，张江教授认为，“确定性”是阐释学的首要目标：“独立主体的阐释目的是确定的。阐明主体自身对文本的确定性理解，并企图将此个别理解固化为可以被历史所承认的提法、观点、结论，进而上升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普遍知识并嵌入人类知识体系，这是阐释的基本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