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历史与叙事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一词既包括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包括对这些事情的叙述。由此他认为：“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黑格尔56)通过叙述，过去之事件被纳入一种讲述模式，得到解释和理解，获得了主观维度。我们必须假设历史与叙事乃同时发生，历史是事实与叙述在更高层次的结合。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叙事与历史的关系界定为：历史就是通过叙事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叙事是发挥历史记录功能的话语行为；反过来也可以说，过去的事实通过对它们的叙述而被确立为历史。由于叙述内在地包含了诠释，因此，历史书写也必然带有诠释的维度。如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所言：“历史学家通常相信，诠释性的假设(interpretive hypotheses)通过某种方式凸显了历史乃是诠释性的叙事，与年表(chronology)及‘科学’有别。”(Mink 24)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海登·怀特把历史的叙事性推向极致。他声称：“历史是，也只能是一门艺术”，“历史只存在于书写中”(怀特1)。怀特的解释是，历史不等于事实的汇编：“你尽可以满脑子装着各种事实，以及各种信息，但是在你把所有的东西统筹在一起，以某种叙述或者议论的方式将它们写出来之前，这些东西都不能称为历史。”(2)被认为属于文学艺术之本质的叙事性、虚构性，同样被广泛使用于历史书写。在此视野之下，历史学的专业人士并不能独占历史。“在历史现实的全方位视野之下，把过去和现在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历史学专业人士，引注]没有专属权。事实上，以‘现代’模式进行写作的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似乎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此专属权。”(3)如此一来，与其说历史是“科学”，不如说它更靠近文学。 从这个角度看加缪的《鼠疫》，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历史与叙事之关系的深刻转变：历史必然包含文学(叙事)，必然需要创造具有历史见证意义的文学或“作为见证的文学”(literature as testimony)。文学见证大屠杀不只是为了记录，而且也是为了从新的视野理解大屠杀，并通过这种理解，通过文学对大屠杀的见证(尽管《鼠疫》是虚构文学，它和大屠杀之间只存在象征和隐喻的关系)，实现对历史的转化，亦即改变历史知识的性质。见证文学研究者肖珊娜·费尔曼指出：“加缪确切地象征了对大屠杀的文学见证，以及历史与叙事之间新的、转化了的关系。”(Felman and Laub 98)这就是说，通过塑造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这个历史见证者兼叙事者的形象，《鼠疫》实际上成为了一部探讨文学、叙事、历史之间关系的小说。 一、《鼠疫》如何见证历史？ 将《鼠疫》视作大屠杀的寓言已成学界共识。在为《鼠疫》中译本所写的导读“关于加缪和他的《鼠疫》”中，林友梅写道：“《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经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的病菌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2)“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2—3)林友梅还认为，小说中虚构的地中海海滨城市奥兰即“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3)。 这样的类比解读确有文本依据。 首先，我们可以在文本中发现忽明忽暗的提示。比如，鼠疫的苗头刚刚显露时，里厄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的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于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经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有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中，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加缪36)。这里的“一缕青烟”四字让人联想到集中营焚尸炉里冒出的烟，数百万的犹太人也是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缕青烟。 其次，从两种灾难的性质看，鼠疫与大屠杀也有相似性。费尔曼认为，“鼠疫首先意味着一种巨型谋杀(mass murder)，其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使生命的丧失被剥夺了任何悲剧的意味，把死亡减缩为无名无姓的、非人化的经历，一种统计学的抽象”(Felman and Laub 98)。这就是说，死去的人在这里不再是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体，不再是有独特价值和尊严的那一个生命的结束，而只是人口统计数字的变化而已。而在集中营，犹太人的生命以每天上万的速度消失(奥斯维辛因此被称之为“尸体的生产场”)，其性质与鼠疫中的大规模死亡没有差别，犹太人同样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而仅仅是一堆尸体。据此可以合理推测：小说中“疾病”“一亿人”“成堆地死去”等都是含有寓意的。 阿伦特在谈到人的必死性时曾经说过：自然界无所谓生死，也没有开始和终结，只有永恒的循环。“所有自然事物都一成不变，无休止地重复旋转”，“自然和她迫使所有生命都卷入其中的循环运动，既不知我们所理解的生，也不知我们所理解的死”(阿伦特70)。生物种类意义上的人类也没有生死，只有自然意义上的循环。①只有个体意义上的人才有生死，这个生死是对简单的自然过程的切断，是与人的世界性有关的事件：“人的生死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事件，而且与人进入的这个世界有关——单个的人，一个独一无二、无法替代、无法重复的个体，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又离开了这个世界。”(71)循环发生在自然，生死发生在世界。换言之，有生死的人必须是，也只能是独特的个体(所谓“独一无二、无法替代、无法重复”)，生物种类意义上的人类无所谓生死。显然，犹太人大屠杀不属于阿伦特意义上的每个独特个体之生命过程的结束，其性质犹如鼠疫中大量人口的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