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1—0001—11 当代解释学改变了传统解释学的道路，开辟了理解文学的崭新途径。这一途径不仅在理论筹划上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与历史的真实相契合。意义及意义的阐释因而成为文学实现自身的根本方式。 一、理解与意义的语言性 伽达默尔一再说明，说“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并不是说存在就是语言，或者像我们通常很容易想到的那样，客观外在的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思维而存在，不以我们的思维为转移，因而伽达默尔的这一说法便成为一个明显的唯心论主张。然而这一命题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对这一命题我们不能理解为人是通过语言来创造或虚构世界。而是说语言带给人一种对于世界的特定关系和特定态度。语言即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观。从解释学来看，意义即是实践中的语言的存在。语言被认为是人的本体论存在形式，它是人化的文明的全部人类学历史成果，是人无时无刻不身处其中的大文化之在。语言在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同时是工具的制造活动（人类思维）和社会性的物质交换活动（交往）本身，是融会于中、无法分割的社会性劳动过程本身（最简单的社会性劳动必然是语言的成果）。因而劳动、语言（思维）、交往是合而为一的人类之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无论谁，有了语言就‘有了’世界”①，离开了语言，人的思维、人的交往、人的情感、人的历史、人的道德、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人的存在意义、人对世界的全部改造及社会性的文化“遗传”，以至于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无从谈起。离开了语言，人类就不得不退回到动物世界，丧失全部文明，这是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予以证明的。世界的独立存在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语言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是意味着世界成了语言的对象，而是说世界必须通过语言（语言的命名及语言对关系的揭示）向我们呈现出来，或者说世界必须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这从婴儿的生长史即可得到证明。 在意义的生成中，理解具有这种本体论上的语言性。也就是说，我们由语言所具有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理解在本体论上的基本条件。语言的局限同时就是我们理解的局限。在语言之外，并不存在理解和意义的“自在世界”。哲学解释学讲理解的语言性不是讲语言是理解的工具，也不是主张理解就是语言的理解，它不像语言哲学或语义学那样，主要关心理解的语言结构和在语言中发生的过程。哲学解释学的理解的语言性关心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在语言中的存在问题。它将理解、历史和存在三个方面同时融会于语言之中。当然，从非本体的形式层次上讲，理解在心理层面上也可以发生。或者说，心理活动所卷入的语言和非语言方面，同时渗透了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心领神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就恰当地描述了理解可以包含非语言的理解。但从本体论角度看，非语言的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仍然是语言提供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基础。语言塑造着人的理解力。不仅人与历史的接触是由语言开始的，人的理解，也是在占有语言中才发生的。所有对存在的反思和哲学思辨都要在语言中进行，语言因而是比人揭示存在的行为更根本的存在。理解的语言性绝不是结构主义者所极力主张的把一切活动（包括文学、艺术等）归于结构语言学，恰恰相反，理解的语言性是要打破结构主义在封闭的语言系统中理解一切的非社会非历史樊笼，而是要通过语言展示人生存在文化之域（全部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这一更为广阔也更具有本体性的存在现实。 由索绪尔引起的语言论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确开启了人类认识语言及其意义的新纪元。语言不再是传统认识论中的简单工具，而具有了作为本体的系统的涵义。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系统观，束缚了结构主义对于语言作为本体存在的根本性的认识，束缚了对语言在历史中的生生不息的变革与运动的存在特征的认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从方法论上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或体系来处理，语言首先被界定为符号而占有一席之地。易言之，只是因为符号间的“差异”，一个符号才把自身与别的符号区别开来。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符号间的不同关系网构成，每一符号在这一系统中自身没有意义，也没有独立性质。只有在它处于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时，才显现为意义。一个符号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呈随意开放态，但整个语言系统一旦形成，至少在其作为对象被分析研究时，就是一个闭锁的系统。 结构主义为什么将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呢？首先因为，从语言形成的角度看，语言的系统只有在封闭状态下，才可能具有固定的规律、稳定的结构及语法。其次，从研究语言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结构的发现、规律的运用只有在封闭的系统中才能实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符号通过所指的关系表述意义。在大系统之下又分为三个小系统：音韵系统、词汇系统与句法系统。各小系统虽都有自身特殊的结构，但又都参与构成了整个语言的系统。对结构主义来说，符号是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整个语言系统好比符号的储存库。符号在系统的结构网络中运动，生成意义。符号自身不仅没有独立的意义，符号也不能脱离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在整个语言系统中产生意义。符号不能作为独立意义单位。符号间的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索绪尔进一步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作为整个语言的系统，才能使言语这种符号具体运用在整个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相应位置，从而产生意义，并获理解。这是传统解释学方法论的一条基本原则，即语言的各部分只有在语言的整体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结构主义对批评的首要贡献在这里，其局限性也恰在这里。 哲学解释学从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中发现了语言系统开放的本质，尽管结构主义的确发现了语言的某些结构关系，但它的根本缺陷在于这些结构只有在封闭的系统中才能发生意义。实际上语言通过言语的运用，永远处在一种开放状态，意义的生成永远在突破语言的原有系统和结构。 哲学解释学对语言的系统采取了以功能去解释的态度，强调语言的功能性，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过分强调系统的结构。这样言语或语句就从静态的语言结构网络中跳了出来，直接表现出语言处在变化中的运动的功能。因为语言所表达的对象、事件、境况，并不会去相应地符合语言的结构，而总是突破和改变着语言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