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冲突中疲劳的改写循环 90年代以来，我们所听到的热切呼声是“话语失落”与“人文精神重铸”。之所以有“重铸”的问题表明其“匮缺”，“失语”则为匮缺之症状。在此种呼声中，首先我们就被“人文”与“人道”这两个语词纠缠住了。“人文精神重铸”是90年代对80年代作为权力话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文话语之改写。而作为古汉语词汇的“人文”、“文明”，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它们进行了“西学”的较彻底的改写。也就是说，当时引进“Humanism”精神时用“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加以汉译，“人文”已失去其古汉语的原义了。而今天“重铸人文精神”的呼声中似乎包含着一个复古式的再改写。 正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道主义这块“他山之石”没有把我们这块“玉”攻下来，“失语”之无灵的躯体不得不再次“思痛”、“重铸”；叫了几年“拿来主义”又改弦更张“自我启蒙”。这种“人文”与“人道”的聚分心态也透露着在“体”、“用”之老文化振荡之间的新困惑。当然，如果咬住“人文”与“人道”之间的区别的话，由于“人文”人文科学间的关系以及同“文人”的关系，可以认为“人文”比“人道”的意义较狭，可以表明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学理与人格的思考与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人道主义的理想，也可以是中国古代传统大儒理想人格之再造，等等。限于这个范围来看，“人文”概念又比“人道”宽泛。当然，进一步还可以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一番正本、探源、发微等操作。总之，这种人文追求还既可以表现为与现实的批判否定紧密联系着的终极性关怀；也可以由于对权力话语及商潮关系无从确认，而表现为现实失落（失语）之空疏茫远的终极关怀，作为乌托邦补偿的逃避……。“重铸”可依之“脸谱”不一；“自我启蒙”的真理之光无觅。在这一场改写循环语词的游戏中，所根本失落的是对自我的本质规定性的把握。我们——人文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最先进阶级中之一员？昔日“老九”，今日文婢？我们与权力话语及“当代英雄”——大款——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可以附之的“皮”？被倒挂在那里十多年的头脑怎样思考，解答这些问题？ 从文学之上更大的文化视野来看，我们之所以感到“人格匮缺”、“失语”之困惑，正因为我们不是把中国之“后……”真正地置于全球“后现代”语境之中探求对策，总是以西方的种种模式来套住自己，也可以说是置于其“话语霸权”之下，如前两年关于中国“后现代”之争，而在“反激进”与“反‘反激进’”，新复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中，置于“后现代”、“后封建”、“后原始积累”、“后殖民”、“后社会主义”之氛围，完全的解惑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个定位于本土的立足于阐释的全球与历史的文化大视野或许是为未来的“后‘拿来’”所做的某种必要准备。 全球后现代主义之话语霸权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从“冷战”时期跨入了“冷战”后时期，所以西方有“后现代告终”之说法。标定最切近我们的时代特征的有那么几本书，我们不妨略加浏览，点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轰动效应似乎有相当的持久性，一方面从其诞生起就在本土和世界范围遭到不断质疑与批判。争论总是缠绕在“经济宿命（决定）论”与“文化宿命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另一方面，世界性的事件似乎又在支持着亨廷顿的偏颇，据统计，世界军事冲突从92年的24起至94年增为29起，并大部分是由民族与宗教文化之差别引起的。实际上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一个很松动的弹性概念，既包括物质与精神两大根本的方面，又包括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几乎一切方面。如此之大的涵盖性的“冲突论”，一方面必然遭到来自各不同侧面的反驳，同时又可以说明所有现象。这些争论我们不去管它，有一种对亨廷顿的批评值得注意，那就是“西方中心”的问题。与之对峙的称为“东方主义”则以萨伊德1978年的《东方文化》与1993年的《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与批评理论。 90年代前后，苏联与东欧的解体，引出又一本轰动效应的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本书被译成14种文字。有人认为“福山只是重复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西方中心论。”① 亨廷顿的八大文化体系可简约化为西方中心论与东方主义（包括“亚洲意识”）的基本对峙，而于这二者下面掩盖着极其复杂对立的色调与倾向中，又可区别出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然而，因为民族本身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历史就是各不同民族的历史。如何在贯彻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在立于民族本位立场时防止反历史主义——这是本世纪最难的答卷之一。 在东方主义中，现在有一种似乎已构成足以与西方中心论对抗的“亚洲意识”，但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凝聚力呢？近年又出现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亚洲能够说“不”》，其作者是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和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这个石原是何许人也？原来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右翼鹰派人物。在二战五十周年纪念中，日本议会竟然有多数议员认为日本“参加二战”目的只是想“把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这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这种所谓“亚洲意识”实质上是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洲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