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5-0051-09 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193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她既是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模仿论、价值相对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也被公认为是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美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与影响，但是国内对其系统研究尚有不足。综观史密斯的学术演变历程，话语分析、价值的或然性、知识的建构性是其从事解构批评的主要领域和基本问题。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考察，并给予评判。 一、文学的话语分析 史密斯开辟的文学虚构话语分析主要是对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把文学研究的对象放在文学的“物质事实”①即语言形式上，致力于对文学语言、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区分。史密斯认为文学不能从语言的形式属性去定位，而应着眼于其功能，联系话语的复杂语境状况，在尽可能多的要素中去分析，即把语言作为行为和事件，在一定的语境和习俗规约之内探讨语言双方的交互关系。相对于此前的语言分析，话语分析加入了说者、听者、语境、惯例等等因素，是一种交互系统的考察，更能够说明文学的性质。 史密斯的“虚构话语理论”萌发于与古德曼的论争。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中分析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发现文学艺术没有束缚于现实事物，没有其确定的依据与稳定的来源，进而批驳了传统的模仿理论、再现理论等等，走向了符号形式本体论。艺术形式是符号的建构，这种符号结构在各自的系统中是完全封闭和自足的，不能、不会也不该指向外在世界，“在文学中，作品是字符本身”②。虽然史密斯也反对传统的模仿理论、再现理论，但是她认为古德曼从符号本身的形式特性去界定何种符号为文学的方法显然是失败的，因为符号本体并不能区分何种符号为文学而何种不是，“古德曼好像想让我们把文学理解为不加区别意义上写下来的东西，而这在对各种艺术进行考察的背景中是令人惊讶的”③。史密斯并没有走向符号本体论，而是将符号分析包容于话语分析之中，走向了“虚构话语理论”。 史密斯区分了两种话语：自然话语和虚构话语。自然话语指“所有那些可以被看作是某人在某时某地正在说某件事的话语，是那些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特定场合中对于特定的场景作出特定反映的言语行为的话语”④。通过这一定义，史密斯想要说明，自然话语是发生于历史中的确定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史密斯进而强调了自然话语这一概念蕴含的所有特殊性，“一个自然话语是一个历史事件：像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它在时空中占据了一个特定和独一无二的点”⑤。强调自然话语作为历史事件是为了与其他一些特定的语言结构作出基础性区分，那些语言结构可以独立于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而被定义和描述，比如字典词条。字典词条中的词汇或者词组本身不是特定事件，它们是语言形式。形式语言学就是从语言形式出发，只注重了说出的语言文本，丢失了主体交往维度、语境维度以及交往之所以可能的共享的文化符码维度。这三个维度被史密斯统称为自然话语发生的“语境”或“总体状况”(the total set of condition)。语境不仅应该理解为一个自然话语发生的静态情境和时空容器，也应该从发生和建构的角度，将语境理解为一个自然话语发生的原因。“最好不要简单认为一个话语的语境是它的外部机械设定，更应该视为一个总体的状况条件”⑥。总体状况决定了一个话语的发生和形式，使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点说一些话，并且塑造了我们话语的语言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一个语言结构应该如何被理解。史密斯的话语分析尤其注重了语境维度，而一个话语的语境因素是多重的、可变的、甚至是无穷的。史密斯对于话语的语境因素进行了无穷扩大，其话语分析要容括和发掘尽可能多的变量因素，这也是其解构思想的一个来源。 虚构话语指没有在历史中发生的非事件性话语，完全是由语言结构组成，而自然话语是由发生在历史语境中的语言事件组成。史密斯认为，虚构话语典型地说明了文学作品的性质，“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自然话语的重绘或再现而不是实例”⑦。文学本质上是虚构话语，不是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话语行为或事件，甚至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说发生过。“在舞台上表演的行为和事件不是正在发生，而是要被表现得好像正在发生”⑧。当我们在看《哈姆雷特》时，并没有看到一个女王在喝毒药，而是设定了那样一个事件，所谓的发生只能在那个设定中。同样，《哈姆雷特》再现了一个人杀死弑父凶手，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例，在舞台上并没有一个人真正杀死了另一个人。诗歌作为虚构话语最重要的不是说话者、编制的读者、表达的情绪、暗指的事件是虚构的，而是说话、编制、表达、暗指本身是虚构话语行为。小说的虚构性并不在于指涉的人物、物体和事件是否真实，而是指涉本身的不真实。在小说中，报告事件、描述人物、指涉地点的行为是虚构的，小说再现了一个人报告、描述、说明的话语行为。史密斯将文学定义为虚构话语，认为虚构话语是对自然话语的模仿或再现，由此在传统模仿论崩解之后提出了新的文学模仿论。这种模仿是话语模仿，是全局性质的模仿。传统模仿论认为文学再现人物的形象、观念、感情或者虚拟的事件与世界，而史密斯认为文学以语言媒介所再现的是语言，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可以分辨出再现了一定的话语类型。抒情诗是对于私人话语的图绘，“而小说明显是后古登堡时代的文学体裁，典型地再现了那些编年史、杂志、书信、传记和回忆录”⑨。应该注意的是，艺术作品的模仿或再现并不是对现存物体和事件的模仿和再生产，而是虚拟物体和事件的建造，“我们可以不把艺术作品看作在不同媒介下的模仿，对已存在于自然世界的特定物体和事件的模仿，而应看作是对于自然物体和事件的一个虚拟种类的创造”⑩。 但是，史密斯又认为虚构话语与自然话语没有根本的区别，二者会在特定语境中因其发挥的功能而产生越界，区分的标准在于话语接受的传统与惯例。当女儿对父亲说，我是一个邪恶的女巫，我要将你关进地牢，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需要将其作为虚构话语。而当引用一句情诗说给情人时，这句情诗作为自然话语在起作用。自然话语处在语言市场中，听者和说者被其交易功能所制约和逼迫，其中充斥着现实利益、道德伦理、文化礼节的规约。“人们总是富有言说的冲动，而总有一些想要表达的情感、展示的知识、说话的方式，没有言说的机会、合适的听众或可行的风格。虚构话语的接受传统与惯例设定正是帮助我们定义了那些场合、设定了那些听众、制造或发现必要的风格”(11)。统摄虚构话语的功能、传统和认知惯例与自然话语不同，在其中，读者和作者进入了一种特殊关系，完全不同于自然话语中对于听者、说者所要求的责任。“功能和传统是关于文学区别性特征的任何讨论所不可缺少的”(12)。文学脱离语言市场，从其中的束缚和控制中解放出来，被接受为虚构话语，由此释放了其美学功能。史密斯认为，相比于自然话语，虚构话语更能为人们提供认知的乐趣，对它的阐释是一种奖励性行为，也可以更好地突出语言结构自身的特性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