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西方近现代的人文社会思想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清末变法维新到五四运动时代遥相辉映，成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融汇的第二个高峰。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今天思考中国学术界现况的大背景。从2018年起，我与许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合作，提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试图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把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影响。我们希望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或曰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审视、关注当下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几年来我们组织了美国的英文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期英文论文专辑和4期中文专栏专辑，以及数十篇相关主题的论文，与上海大学曾军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问题框架。 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那中国自然是(世界)理论自身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说的理论多半还是西方理论，来自欧美。这些理论虽然以普世的角度和关注来讨论问题，但大部基于西方(欧美)的经验。中国的确不是西方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文论中涉及中国、跟中国经验特别相关的问题入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理论轨迹，已经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理论虽然总体上并未把中国置于核心，但无法忽略或割裂中国。尤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一谱系，更是与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关联密切。我们这里讨论的西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也是在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理论。因此我认为，以西方批判理论涉及的中国问题为起点，可以开启“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新思路。 本期的论文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话语体系的转换”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争鸣。话语体系是指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主导话语。毋庸置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从康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近现代德国思想、德国理论逐渐确立了在中国学术界的主导话语范式地位。这个话语范式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我提出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的结合点，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莫斯科加延安的模式(刘康2012：1-6)。这是我做的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历史脉络的梳理。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写作迄今的20多年间，我更多关注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变迁，思考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或历史脉络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现代史和思想史的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而我主要关注的则是文艺理论的历史脉络，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通过文艺理论的历史化和元批评，来做思想史的思考。反之亦然，希望通过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文艺理论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文艺承载了远远超过文艺本身的情感表述、人文培育和娱乐性情的功能，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核心。文艺既是达到目标的工具(服务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又是目标本身(塑造革命理想)。文艺领域的北京模式，就是指1949年建国后文艺在革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在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革命远远超过了经济建设的任务。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经典的延安模式，在建国后本应理所当然地成为文艺创作与理论的指导模式。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所推动的国家体系的建构(大学学科设置、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和批评等)，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圭臬。这跟当时所采取的向苏联“一边倒”、实施计划经济国有化体制和社会治理一元化的大政方针是吻合的。俄国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科夫)、普列汉诺夫文艺观，以及苏联时代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苏联的学科设置、学术范式、教材编写等，逐步成为中国文艺学(包括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美学研究)的主导模式，影响极为深远。按照莫斯科模式，除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之外，还对包括所有的西方文艺思想、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等做出鉴别、分类，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限的内部介绍和批判。虽然中苏分裂和文革时期基本否定了莫斯科模式的理念，但在理论预设、话语建构、学科范式、教材编写、理论研究与批评这些更为根本的深层结构性层面，均可看到莫斯科模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文学艺术从政治工具和政治目标向文艺本身的“回归”。这跟大历史背景的由意识形态革命优先转向经济建设优先是合拍的。从政治上讲，文艺不再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1980年代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轨迹。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1980年代是一个突破苏式文艺理论禁锢、大量引进接受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就40多年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的中国问题而言，文艺的回归和文艺的使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文艺向何处回归？如何回归？文艺的本体和本质是什么？文艺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是40多年来中国文艺学术领域的核心关注。从文化热开始的马克思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康德美学和主体论、黑格尔美学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解释学的讨论，始终可以看到启蒙以降的德国理性主义理论，一直贯穿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实践论(存在论)美学”“文艺本体论或本质论”“文艺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等话题之中(朱立元7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