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及其所引发的理论探讨，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是20世纪全球哲学思想文化所面临的“共同话题”①，而在国内学界，这一话题的引入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并经过30多年的译介、讨论与论争，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我们思考“中国问题”不容轻易绕过的重要话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域或话语场”②，并在所论涉范围的不断扩展与问题探讨的持续深入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至今未绝的讨论，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中也存在着理论运用、理解与建设等方面的一些误区和问题而亟待作出必要的厘清与反思。下面，笔者即就此作些探讨和思考，求教于学界方家同仁，以期推进问题的研究。 我们探讨“中国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论并不构成自身的目的，而是基于解决问题的某种需要。埃德加·莫兰曾指出：“一个理论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④就此而言，理论的价值也并不能取决于或停留于一种理论的抽象意义，而在于它与现实问题相关联的有效性程度。具体到“中国问题”，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身处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那种“与世隔绝”的理论态度都无异于闭目塞听而不足取，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对于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也应作如是观。 作为舶来的理论资源，反本质主义引入当代中国并被普遍应用，显然涉及到它作为一种西方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的关系问题。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西方思想在改变中国方面所发生过的作用与影响。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我们的思想到语言也因此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刷新”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目前学界，对西方的理论话语，“一个习见的貌似永远正确的指责就是脱离中国经验或中国问题”⑥，但这种“貌似永远正确的指责”有其偏颇的地方。对于舶自西方的思想理论资源，包括反本质主义，缺乏事实依据与学理分析的指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对这些理论资源的运用是否就可以忽视“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到底应有怎样的一种理论态度？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闭关自守不是出路，我们要充分学习、借鉴世界各地的优秀理论成果，但这显然也不是不加辨别地接受盲从。我们都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是在“别求新声于异邦”⑦中开始探寻借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但实际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寻求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都无不说明那种认为所有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理论普遍有效的看法只是一种理论“幻影”，根本无济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甚至会适得其反。 从现在的全球化角度看，也显然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问题，我们不否认“全球问题”相对于“中国问题”所具有的某种普遍性意义。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思想与理论市场”形色各异，并彼此影响与渗透⑧。显然，中国也不能置身其外，“无法逃脱全球版图的‘魔掌’”⑨。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西方先期走向现代的国家遇到过的环境、人性与文化等问题，也构成了“中国问题的重要组成板块”⑩，而需要我们对其“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良好经验及应避开的陷阱等”(11)能有足够的预见，并进行充分的理论借鉴与参考。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忽视“中国问题”相对于“全球问题”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个无视差异的单一世界的产生(这是一种将全球化等同于同质化的理论误区)。无论我们的理论运用如何强调“全球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普遍意义，也无法否定它要面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并不否认所谓理论的“一般性的价值”(12)，任何理论只要能够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都是可以借鉴与运用的。但对这种理论借鉴与运用，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其理论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需正确面对“中国问题”及其特殊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在中国的有效运用，并不能为域外理论包括西方理论，解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普遍有效提供某种依据；相反，它在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得失，有力证明了任何理论尽管具有不容否定的“一般性的价值”，但如果以此否定或者无视它所要面临的“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都不会有益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具体到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来说，它在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也必然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反本质主义文论反对那种非历史的、僵化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思维。这样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需要摈弃，我们不能“痴迷于冶炼出形而上的理论铁律或纯粹的绝对程式”(13)。这种对本质主义思维弊端的拒斥显然有其合理性。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对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和创新能力造成巨大伤害，并使之不能根据具体的文学活动及语境变化进行理论更新(14)，而这最终导致它失去了回应现实具体的文学现象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论应答与阐释能力，成了某种缺乏现实经验与感受的“隔靴搔痒”。 正是在此意义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强调，我们的问题研究要摆脱本质主义的僵化思维，即“那种形而上的理论化迷思”(15)，从而立足“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及“现实感受”(16)，重建和加强与之应有的紧密联系及程度。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反本质主义之途走向另一种极端，并偏离它所要面临的“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