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西方学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已经开始退出以怀疑表现出解构式激进的主流理论，走向了寂落；但西方理论界并没有在沉默中保持自己以往的学术尊严，另一脉具有前卫性的学术思潮也以解构式的批判从边缘逼向中心，使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充斥着躁动，这就是以东方主义为思想核心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思潮的崛起。 可以说，后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及在这一脉思潮下所操用的一套话语，在东方大陆理论界并不陌生。近几年来，当后殖民主义话语被有限地引渡到东方大陆之后，国内学术界已在一知半解中以某种变体的形式操用着这个概念及某些话语，并指向了当下大陆的文化及文学批评。那么，西方学者又究竟怎样评价它的崛起及其理论品质呢？我们从英国学者B.M.－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Criticism)一书《导论》中对后殖民主义思潮的描述中可以略知一二，即后殖民主义是在当下西方学术界正在膨胀的一脉学术思潮，并且其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后殖民主义及其肇事者的身份有着重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地理意义；关键的启悟更在于，当东方大陆学者不自觉地跌入霍米·巴巴对原创后殖民理论进行模拟性(mimicry)的操用中，以变体的后殖民理论话语进行文化及文学批评时，西方学者却以后殖民主义的跨学科性与多元性，而声称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最终把后殖民主义交给了适应于任何一方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中。 其实，我们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一系列读本中，也很难找出这三位后殖民理论原创者关于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在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批评空间呈现出当下性，且有着重要的操用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思潮崛起的理论背景投入准确的读解，以便恰如其分地选择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参预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或走向西方，在拼音语境下与西方学者或东方主义研究者就后殖民问题进行对话。在东方大陆关于后殖民理论为数不多的读本中，王宁关于这一理论崛起的背景有着翔实的综述：“综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我们并不难看出这样几个来源：他们从斯本格勒的断言‘西方的衰落’那里获取一些灵感，继续了这种从帝国内部进行的解构；此外他们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阅读策略，对一些描写殖民地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阅读和评价，从而对以往既定的经典文学进行重构；他们还从巴赫金那里获取对话诗学，并以音乐中的对位方式在第一世界内部奏起一种不和谐音，从而充当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人’的话语发出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则在于从葛兰西那里获取了霸权的概念，从富科那里提取了基于权力和知识的写作，以后殖民地批评家或第三世界批评家的身份对帝国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进行评击。”（注：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从上述关于这一理论崛起背景的综述及对于后殖民理论三位原创者文化身份的了解，我们不难看出，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两脉理论思潮在文化策略上是延续的，两者都带着德里达解构理论对中心的颠覆性，以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话语——权力进行挑战；所不同的是这两脉理论思潮的肇事主体在文化身份上则是断裂的，也就是说，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虽然都是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延伸的主潮理论，但是肇事主体的文化身份及其理论内涵却截然迥异。 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本土学者操用解构策略对西方文化传统自身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挑战，而后殖民主义的三位肇事者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却是来自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和印度，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地道的东方学者。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是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文化思潮，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事主体则以西方的解构策略作为自己从世界文化的边缘——东方，向当下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挑战的武器，把西方文化视为文化全球化的帝国霸权主义。从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来自于中东的三位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肇事者是秉有一种怎样的野心，从边缘向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挑战的。 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崛起的基本文化背景。（注：按：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基本文化品质，请参见王宁著《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的第二编《后殖民主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7页。） 但是问题远非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倘若我们在这里问：在翻译和介绍中被引渡到东方大陆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在文化身份上究竟隶属于西方理论话语还是东方理论话语？这个问题显然被当下中国大陆汉语语境下急切操用后殖民话语指向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忽视了。毫无疑问，在普泛的意义上，一般东方大陆学者均在思考的缺憾中把后殖民主义默认为纯正的西方理论。关于这样一种误读性默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东方大陆所能够读到的原创后殖民理论读本全都是用纯正的英语撰写，是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出版的。并且这三位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事者，目前也都以国际精英学者的身份频繁地活动在欧美学术界，与那些西方学者平起平坐。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东方与第三世界被定位在“他者”(other)的文化地位上，这种文化定位旨在申明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对东方或第三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歧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三位后殖民理论原创者却潜在地更情愿标明自己的后殖民地“他者”身份而步入西方学术界，以此代表东方或第三世界向西方挑战。其实，在东西方文化频繁对话以及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东方”这一“他者”文化身份大有利可图，再加上后殖民理论取道西方被介绍和翻译到大陆后，一切就更加复杂化了。 那么，后殖民话语究竟是西方理论话语还是东方理论话语呢？让我们的思考在一种迂回中来回答这个设问。 我们知道，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原创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表现为一种解构式的激进主义，我们说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东方”这一“他者”文化身份大有利可图，就在于赛义德等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挑战是从边缘逼向中心的，这样一种“他者”的身份突显出少数人边缘性话语的批判性格。注意：在西方后现代怎么都行的多元语境下，这种少数人的边缘性话语往往有着重要意义，也使自己对西文文化的挑战与那些操用解构策略的西方本土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了。其实，西方语境下的本土后现代理论与他性后殖民理论都表现为解构式的激进主义，“两者是一里一外地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式的夹击”。（注：此观点拙作《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录一种比较的视野》，《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期，第12页。）但是不同于西方本土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理论的肇事者从边缘向西方文化中心的挑战，不仅仅是为了鸣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批判”的话语，也更是为了进入西方在主流文化中寻找立足之地，最终企获西方学术界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