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本维尼斯特(1902－1976)是与克里斯蒂娃同时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重要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他的语言学理论关注话语行为而非语言结构本身，话语不再等同于抽象的、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它是“行动中的语言”，从而转向了注重实际的语言运用，突破了自索绪尔以来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立场。然而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认同索绪尔理论对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作用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对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也稍显滞后①。 我们发现，在众多法国结构主义学者如巴尔特、克里斯蒂娃以及拉康的重要论著中，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被给予充分重视，甚至直接成为他们理论建构的触发点，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本论文首先将区分索绪尔与本维尼斯特理论的基本分歧，同时，从语言系统的主体与他者两个维度论证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心理分析”的理论建构中对本维尼斯特理论的继承与突破。 一、跳出结构和关注言语 相较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的特点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找到索绪尔与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的两大主要分歧：1.研究对象；2.语言的主体。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是以探究意义如何生成为宗旨，发展到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意义仍然是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只是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语言学研究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学科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是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最为活跃的科学之一。这种新的语言学起源于索绪尔，从索绪尔的理论中寻找到方向并具体化。”②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大范畴，并将其语言学的研究完全倒向语言的阵营，言语活动被束之高阁，“要解决这一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予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做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③言语，在索绪尔看来，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跨越多个领域的，没有内在的同一性，无法对个体的言语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而语言研究，则是把握言语活动的一般规律，具有可操作性。本维尼斯特正是从被索绪尔所搁置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出发，跳出索绪尔所设定的封闭的语言系统，转向话语研究。 在索绪尔的研究中，意义是一种符号区分的功能而已。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按照语言本身的结构而进行的符号象征活动。索绪尔理论所着重讨论的“系统”概念，实质上是语言的整体概念，或者说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这种相互关系是对称的，或者说是均匀的，这样才能保证符号系统内部的自洽和稳定。 本维尼斯特在对语言符号研究时，他质疑了符号的价值，认为符号的概念本身是阻挠语言符号研究的障碍，而要想弄清符号之外的部分，就需要跳出符号(或者说概念)本身。而在克里斯蒂娃，她将这种理念发展成为对如何跳出静态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存在的局限的研究，她的符号学理论试图研究被索绪尔所忽视和排除的结构之外的东西，即“结构”前后的东西，创造和破坏“结构”的东西，渗入“结构”和溢出“结构”的东西等。如何赋予静态的结构以对立的形态，如何把握“结构”外部的内容，如何把握“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不均等的相互作用成为克里斯蒂娃的努力方向。 本维尼斯特否定了索绪尔对于“系统”的过分强调，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结构的内部差异所致的，语言本身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是运动的，它的本质就是话语或者不同言说者之间的对话。“语言是有关人的，它是人类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之间的交互点，同时，它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这种语言学应当是建立在三项式的术语基础上：语言、文化和个性。”④本维尼斯特的这段论述最早是发表在1954年的《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上。 关注语言的对话性质，成为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语言不再是封闭和自足的，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通过话语来实现对话和交流，语言转变为动态的存在。克里斯蒂娃1966年从保加利亚到达法国，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界被结构主义的思潮所统领，受索绪尔的影响，此时的法国学术界倾向于将人类行为的研究归属到语言普遍规律的“意义系统”研究中去。敏锐的克里斯蒂娃很快意识到语言的对话性质在结构主义的研究中被忽视：“语言预设了对话关系。然而这种语言的‘对话性’特征，在结构主义对语言学的借鉴中并没有被纳入思考，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法国结构主义，都没有真正对语言的对话性产生重视。”⑤没有准确的文献资料显示，初入法国的克里斯蒂娃对语言对话性的关注是受到本维尼斯特的影响，她的早期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⑥表明她此时关于对话的研究，是直接受益于对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的译介。然而，我们发现，克里斯蒂娃与本维尼斯特对“对话性”的关注，并非偶然的巧合，二者均是试图超越结构桎梏的理论实践，是遥相呼应的关系。 回到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思想中，作为个体的语言的主体从未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所研究的语言是脱离了说话主体和言说的社会语境的抽象概括。在他看来，对具体人类言说活动的研究，最终可能会对业已形成的语言系统观念构成潜在的挑战，一切皆在系统中。本维尼斯特批判了索绪尔对语言主体研究的忽略，他认为：“索绪尔越来越确定他自身理论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与同时代的理论相疏远，这种对理论作为真理的确信，使得他拒绝任何有关语言的主体的讨论。”⑦
Benveniste)的语言学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线索上的重要支脉之一。他在话语行为以及语言活动中的主体性等方面的研究，直接影响了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号心理分析”(sémanalyse)理论的建构。一方面，本维尼斯特对于“说话主体”(le sujet parlant)的发现，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中的主体”理论，而后者将前者看成是重要的、必须超越的边界，对其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另一方面，本维尼斯特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中，直接影响并促使克里斯蒂娃在“象征态”的符合句法规范的语言中寻找异质的、他者的“符号态”。最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符号学本身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