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成趋向与语言惯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投入使用的活的语言，也即“言语活动”。在言语活动中，语言总是有所意指，说一句话或一番话总要代表某种意思，具有某种意图。这也就是语言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追求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贴切和完善。同时，语言的使用又是在时间过程中实现的。单向度的时间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语词的可能性，语词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个时间的链条上一个挨一个地相继出现，呈现出一种“借自于时间的”的单向度性（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页。）。语言的单向度追求语言组合形式上的规则有序和完整。因此，凡是投入使用的语言，它必定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单个的或互不相关的语词而存在，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句法、是从表达意义还是组合形式上，它都趋向于一种语言的完成。这也就是说，语言的意向性与单向度使语言自身具有一种潜在的伸长性，它在语言链的增生中追求言语的“完成状态”。 由于语言是一种“人文事件”，直接启动语言流动的是语言使用者的意识，语言一般总是跟随着内在意识而流动的。语言对自身完成状态的追求，实际上也是语言使用者以语言完满地再现意识，使语言与意识处于协调状态的表征。所以，语言自身的伸长性，也是由流动不居的意识启动与其相表里的语言造成的。但我们知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尽管一切语言都在追求着与意识的相合，追求着自身的“完成状态”，这种同步协调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语言未成态”或许才是语言的真正存在。但未成便趋向完成，它会促使语言链进一步增生。就像在言谈中如果我用一句话没有表达出我的意思，我会用两句三句以至更多的语句加以补充，语言的完成总是要依赖一定的话语长度。话语长度要依赖于一定的时间长度。因此，语言的完成与否最终又都是在时间过程中来体现的，人们最终把完成的希望交付给向将来延伸的时间过程。 时间对于语言完成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向度，但时间性对于语言完成来说也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因为它使语言无法在瞬间完成。就象伊格尔顿所说的，由于“语言是一个时间过程，当我读一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是悬浮着的，是某种延迟或将来的东西，一个能指把我转给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将我转给另一个，后来的意义改变着前面的意义。虽然语句有涯，但是语言本身的过程无穷，这一个过程总是产生更多的过程。”（注：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语词在线性序列上，由于某种原因而“前呼后涌”，相互粘联，以至无穷增生的伸长性，使得如果语言链上出现了一个语词，它会自然地需要“呼唤”下一个语词到来，下一个还要“呼唤”下一个，依次递增，难以嘎然而止。语言链的增生似乎具有了某种自动性，流动起来的语言仿佛具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就象一切运动起来的物体都具有“物理惯性”一样，对于语言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这种难以控制的、沿着既定方向持续运行下去的自动化或自主化特征，我们称之为“语言惯性”。 当然，语言惯性和那种无生命物体的机械的物理惯性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语言是人的生命意识的现实，意识是语言的“制动器”。如果语言使用者不想言语，语言便不会流动。可是，语言一旦流动起来，就具有一种类似物理惯性的特征。每个使用语言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个双重角色：从他自觉地组织语言向前运动来看，他是语言的主人；可是，语言一旦从意识中“离异”出来，它会作为“异己物”，实现对人的“奴役”，使语言使用者陷于“言不由衷”的窘迫之中。这时每一个既定的语词都是进一步运行的前提，每一个语言的断白都是进一步推进的动力，它逼迫着你、推动着你、诱惑着你，在你想停下的时候，却往往不得不言说下去。这时候，似乎不是“人在言说”，而是“语言言说”。人就象处在一辆失去控制的具有物理惯性的“语言之车”上，不管前面有什么危险，它都会直冲过去。我们认为，这正是语言惯性的魔力。 语言惯性，不光能从语言自身对完成状态的追求中找到理论根源，亦为无数的经验事实所证明。在谈话中我们说出了一些原本不想说的话，在写作中写出一些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我们时常沉默，可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又像“关不住的闸门”似的很难打住它。语言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开口说话之前，在语言的起始处似乎总是被一种沉重的东西所阻挡，我们也总是不堪清楚它究竟会把我们带向何方。而语言一旦启动起来，它似乎并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就能“话赶话”地向前运动，言语之流中那不由自主的方向感，让一切矛盾和混乱似乎都得到了自行梳理，让奔涌而出的言语汹涌地向前流淌。这正是语言惯性的力量。由于语言惯性的存在，才会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我们时常是“陷入”或“卷入”一场无法预期结果的谈话中（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下卷，第489页。）。 语言惯性是一切流动的语言所具有的先天素质，但语言惯性的显现程度，在不同的言语形式中、在不同的话语长度中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把惯性存在与它的可感性区别开来。谈到语言惯性的可感性，我们必须以人的意识作为参照标准。正如乘客和车保持着同步运动而觉察不出物理惯性那样，在语言正常的流程中，由于语言与意识的协调性，语言惯性也不易被觉察出来。可是，在语言与意识本应协调的关系一旦出现失调时，人们便可明显地感觉到语言惯性的存在。语言惯性显现在正常语言的挫折中，显现在“未完成”的语言中。而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可逆性”的语言，无论是打破语言的“意向性”，还是打破语言的“单向度”，无论是把矛盾性置于同一性之中，造成意义在两个极性概念之间的往复运动，还是通过话语反复，在语言向前发展的向度中置入一个不断向后“回返”的向度，都打破了语言的正常流程，加大了语言与意识之间的失调，创造出了一种典型的“语言未成态”（注：详见拙文《试论文学语言的可逆性》，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语言惯性的可感力量在这里也因此被最大强度地呈现出来。文学语言的惯性一旦被呈现出来，它能够冲决理性的羁縻，诱发作家的“自主情结”，并有可能使作家创造出与自己的自觉意图相冲突的具有一种“无意识中心”的作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