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械复制的艺术与现代性的象征流通系统 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视觉与认知：用眼睛和手思考》(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这篇文章的开篇，讲述了一个故事。在18世纪后半叶，法国探险家拉彼鲁兹伯爵奉路易斯十六之命到遥远的东方库页岛去考察，他的任务是制作一张精确的地图。在那里，他遇到了当地土著人，问他们库页岛是半岛还是岛屿。令他吃惊的是，这些土著人非常通晓地理，其中一位老者在沙滩上给他画出了地图，有比例、有细节。这时，另一个年轻人看到涨潮的海水马上要淹没地图，就在拉彼鲁兹的笔记本上用铅笔把地图重新画了一遍。 通过这个故事，拉图尔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将对象物进行不断的抽象和记录，使之可以运动和传播。故事中，野蛮人的地理知识和文明人的有何不同？这种区别并不在于一个是前科学，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模糊的，一个是精确的；一个是具体的，一个是抽象的。事实上，土著人也可以以地图的方式去思维，可以跟文明的欧洲人讨论航海知识。在绘制地图和视觉化表现这一点上，二者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对于前者来说，地图毫不重要，海浪淹没就淹没了，土著人并不需要保存这个图像；而对于后者，地图是其万里探险的唯一目的，他要将这个图像带回欧洲。正因为如此，拉彼鲁兹才对书写、痕迹、铭写、记录等格外感兴趣。记录需求的产生和记录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拉图尔进一步提出了“不变的流动体”(immutable mobile)这一概念，指称种种可以保持视觉一致性而不断流动传播的现代媒介手段，如地图、图表、印刷、幻灯、摄影、电影等等。不变而流动，正是种种铭写的根本特征①。 拉图尔思考的是现代科学对自然的记录与传播，他第一次指出了这个小问题的无比重要性，而本雅明实际上早在另一个领域思考了相似的问题，即艺术的记录与传播，也即艺术复制问题。本雅明思考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该如何理解，他指出，石印、摄影和电影等机械复制技术使艺术变成无数的复本，同时也带来了“光晕”的丧失。长久以来，本雅明的这一论述受到众多关注，学者讨论了其中包含的艺术与技术、大众文化、审美与政治等诸多内容，但极少有人将这个问题与拉图尔的记录/铭写联系起来，即将艺术复制问题放置到现代性的抽象、流通、传播系统中来观照。在我看来，只有在他们之间建立这一联结，才会使我们正确理解艺术复制的真正意义。 艺术的复制问题不仅仅需要在艺术史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来理解——由手工复制到机械复制，更需要由现代性的象征流通系统这一层面来理解。拉图尔描述现代科学产生的条件是种种可以将世界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可流通的铭写技术，即一种记录/复制，而铭写的本质不单在于可见，更在于运动、传播、流通。复制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非复制技术从古至今不断演进的历史连续发展的问题。复制的需求与复制技术的出现成为衡量现代性文化与艺术的一个重要面向。在前现代社会，复制只是艺术品增殖自身的有限需求，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批量复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核心。艺术复制是现代性流通的重要内容，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何复制会带来“光晕”的消失，才会理解本雅明为何会将复制问题与现代性政治联系起来。 复制根本上并不是艺术如何生产出逼真的副本的问题，而是艺术品如何离开其出生的地点而进入无限流通的问题；“光晕”也不是副本与原作在物质形态上的差异，而是流通带来的脱域(deterritorialization/disembedding)问题。这在本雅明的讨论中已经涉及，但后世学者的研究都只强调了前一点。原作不可移动(或者说移动的成本太高)，而图像复制品则可以海量快速传播。正如拉图尔所说，铭写的本质不在视觉化、书写或印刷，更深的核心问题是流通②。 “光晕”的丧失实质上是原作离开其原初时空规定而进入“无地”(non-place)的流通传播之中，是流通使得“光晕”消失。本雅明说：“艺术作品的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品中也缺少一种因素：它的时间和空间的在场，它在它碰巧出现的地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艺术作品存在的独特性决定了在它存在期间制约它的历史——原作的在场是本真性概念的先决条件。”③原作的即时即地性构成了它的“光晕”。这就是说，“光晕”是一种原作所具有的时空唯一性和由此而来的生命历史，复制品则是无时间、无地点、无历史的。复制的本质就是使对象物进入恒久“无家”的流通之中。美国当代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格罗伊斯(Boris Groys)顺着这样的逻辑提出所谓的“光晕地理学”，认为“光晕”的本质根本不在于作品的物理属性，不在于是否经过机械复制，而在于一种地理空间，在于作品与其所处的外部空间环境的关系。复制某物其实就是将它从历史地点的镌刻中剥离出来，使其脱域，进入一种“无地”的传播之中④。这种流通传播是复制技术的根本功能。本雅明指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因此机械复制构成了大众民主的条件之一，“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惰性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⑤。复制品可以在任意环境中出现，可以被无限接近，而“距离”却是“光晕”和原真性的条件⑥。那种颠覆对象物之原真、占有对象物摹本的欲望使得艺术从原真性的膜拜价值转为复制性的展示价值。这种流通和脱域在政治领域也促成了从膜拜价值到展示价值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