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6-0083-04 一、“大拒绝”与艺术的政治潜能 横亘在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人的自由生成和社会的必然规律（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性与科技、自由与必然）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鸿沟，从而使得人类必然性地生存于一种历史的异化状态中。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的二律背反，哲人们殚精竭虑，皓首穷经，都曾经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试图做出解答。在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语境下，人与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困境，对这一历史难题的解决显得非常紧迫。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1898-1979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西方新马克里主义的重要表述人”，毕生努力的正是，在晚期资本主义及发达工业社会的历史状况下，寻求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与同时代的学院派的运思方式迥然不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始终以“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为前提，“完全融合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之中”[1]。 马尔库塞循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根本的意图在于提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因而其审美理论以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分析和批评为前提。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高度丰裕的物质财富，然而同时，也使得人的精神的奴役和不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可见，技术结构和工具理性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主导因素，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控制并征服了社会的一切离心力量，建立起“新的、更有效和更赏心悦目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形式”。因此，发达工业社会渐渐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没有异议者的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一个只遵奉交换价值的消费性社会，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的工业社会。 在这样一种技术理性结构的统治体系下，权利和自由等许多范畴都失去了传统的批判性的含义，随落成“描述性、欺骗性和操作性的用语”。“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3]在马尔库塞看来，物质选择无比丰富的自由带给人们的是虚假的需要和表面的快乐，当人们沉醉在这种幸福的假象中时，个人的生存空间已完全遭到看不见的异己力量的侵入与控制。马尔库塞指出，这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自由”并不是一件幸事，“在极其多样的产品和后勤服务中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3]因为这种所谓的“自由选择”是在“压抑整体的统治”的前提之下，自由本身也蜕变成一种有力的统治手段。 面对这种维护和改良现存社会制度的一体化的技术统治系统，反抗所应采取的形式也只可能是总体性的“大拒绝”(Refusal)。在哲学方面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及科学哲学占统治地位，因而不能够给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和异化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因此只有求助于充满想像力、可能性的“幻象”的审美世界，只有艺术隐含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也从而蕴涵着新的社会改造的生机。马尔库塞因此宣称：“美学将会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4] 艺术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潜能，主要在于它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并提供未来的理想状态的可能性，即“用自由的原则对社会进行永久性的改造”。“艺术遵从的法则，不是去听从现存现实原则的法则，而是否定现存的法则。”[1]他又说：“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3]正是由于艺术是对既存现实的反叛，这种解放乃是要使人从压抑性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二、“新感性”与人性的审美解放 马尔库塞所倡导的意识领域内的观念革命，其主旨就在于重塑革命主体的精神之维，改造人的意识的内在结构。在此，马尔库塞求助于弗洛伊德的本能革命，将弗洛伊德的压抑本能学说视为社会批判的基石，认为人的解放在于生命的爱欲本能的升华。因而，审美之维的革命首先是要确立一种具有解放力量的非压抑性的艺术理性——审美感性，即“新感性”。这种“新感性”被诠释为“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这种艺术理性对抗着排斥批评力量的工具理性，它包容了否定和超越现实的新生力量，它的最终目标乃是“要确立与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这种“新感性”不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提到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属性的完全解放”思想的沿袭，而更多的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席勒的“游戏冲动”的改造和融合。当然，马尔库塞也强调，“新感性”不是以感性取代理性，而是“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和力量），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 “新感性”确立了未来新型的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模式，而具体变革的路径要依赖艺术通过审美形式的否定性力量来实现。因为，“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1]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审美形式，艺术的否定性和超越性正是通过审美形式来实现的，“有了审美形式，艺术作品就摆脱了现实的无尽的过程，获得了它本身的意味和真理。”[1]不仅如此，艺术以其审美形式使艺术本身成为一个超越具体阶级、历史并同现实状况相对抗的自律的领域，“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1]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只有作为自律的作品，才能同政治发生关系。”审美形式正体现了马尔库塞对艺术疏离化的理解，艺术的规律以形式的方式体现出来，它的革命性在于形式而不是内容。当然，马尔库塞也并没有绝对单向地强调形式的作用，他所理解的审美形式“并不是与内容对立的，即便是辩证的对立。在艺术作品中，形式成为内容，内容成为形式。”[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