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想象的领域，似乎拥有海阔天空的广大境界，但是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领域严重地受制于时空阻隔，所谓文学实际上是地域文学或国别文学。但是在19-20世纪两个百年当中，各国文学程度不等地国际化，世界文学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关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演化的脉搏，展望21世纪中外文学世界化的新向度。 一 西方文学世界化与文学世界——文学的自赎与文学的解放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基本上是地域化、国别化和附属性的活动。西方文学的世界化得益于资本的扩张和启蒙思想的发展。18世纪以来，资本以血与火的洗礼撒向了五洲四海。作为资本克星之一的文学随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个十分陌生的世界。启蒙思想则为文学的与时俱化设定了意识形态方位。19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们呼唤世界文学的出现，但是一直到20世纪，文学世界化的格局才真正形成。 文学的世界化与资本世界化、意识形态世界化同步，但是也与后二者相磨相荡，并逐渐形成化解乃至超越后二者的文学世界的格局。资本的世界化化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化化出了一堆片面而自负的理则。文学的世界化化出了一方灵气勃发的文化天地，它使资本所支配的文化领域获得了本真的气息，使意识形态的板块得到了春风化雨的滋润。如果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西方文学世界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大转折。 一、意识形态文学的式微。 广义来讲，意识形态文学是指附属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学。狭义而言，意识形态文学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性文学。这两种解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典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近代工业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是政治经济单向整合的结果。意识形态文学的最深沉的本质是依附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审美的麻醉性，最直接的效果是变相地传导着主流意识与权力话语。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已经有了意识形态裹胁文学的问题，但是其政治经济和统治意识尚未达到千篇一律的机制化规范。文艺复兴至17世纪文学意识加快了形态化的步伐，然而相对宽松舒缓的生存空间为文学留下了一定的原生性的余地。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所驱动的现代化社会演变，真正地将文学卷进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机制，使其成为后者整合所有社会文化的互动性话语。文学意识形态真正地变成了意识形态文学。 意识形态文学给人们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是“批判现实”以及调节社会发展的功能，学术界津津乐道左拉的《萌芽》、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蜚声文坛的名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尤其推崇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不错，这些作品的积极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此类评价忽略或者说遮蔽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上述批判性的乃至革命性的作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文学的另一面，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刺激剂，是政治经济正反两极机制的互动，是迈向现代性社会的文化工业的制动器，是宰治性文化所允许的反讽性话语。从实质上来讲，这些刺激和反讽始终在意识形态文学的互动、互补、互助、互化中运作，它们无论多么尖锐激烈，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两极依存的格局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意识形态文学的批判逐渐形成了气候。如果说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本能地无意识地抗拒意识形态文学，那么该世纪中叶的荒诞派和超现实主义思潮已经明显地突破了意识形态文学的藩篱。而20世纪末叶，意识形态文学则在整个西方成了众矢之的。 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视意识形态文学为文学精神的堕落。西方的激进思想家也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看作是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后期的萨特与阿隆在文学思想上分久趋合，晚年卢卡契与阿多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异曲同工，索尔仁尼琴与巴赫金在政治高压且信息封闭的情况下竟然于抵抗意识形态文学上殊途同归，从东欧到西欧，从欧陆到美洲以及大洋州，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逐渐趋向一种共识，以意识形态为机制的文学模式亟待终止，文学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剥离出来。可以这样讲，20世纪的文学是以意识形态化的式微构成了自己觉醒的标志。 二、民族国家文学的淡化 民族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运行机制，也是文学的重要的参考坐标之一。西方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近代以来整个西方文化的奥秘之一。文学的解放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从政权轴心、从民族利益和潜在的向心倾向中逸出。从文学突破狭隘利害机制的自觉不自觉的步履来说，这样的逸出实际上是文学的高级智慧和超越精神的创造性发挥。 文学摆脱国家主义的桎梏是西方文化绚丽的一笔。西方的现代国家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产生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具有一体化追求的本性。在所有社会门类当中最早意识到文化工业一体化危机的是文学艺术，最早奋起抗争的门类也是文学艺术。就在西方现代国家形式蓬勃发展的18-19世纪，以表现异化、反对社会畸形演变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批评已经萌发。席勒的《美育书简》和瓦格纳的反常音乐以不同的心境披露或述说着同一种可怕的社会发展趋势。文学对政治的体认和反弹在20世纪蔚为大观。卡夫卡的《城堡》，罗伯尔·格里耶的《橡皮》，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折射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展示了国家主义文学的没落。 文学超越民族主义羁绊是西方文化自我批判的深沉反响。文学超越国家主义不易，超越民族主义更难。即便在资本横行世界和普遍主义遍及全球的19世纪，民族主义一直是共性大潮后面的实质性尺度。当时比较狭隘的欧陆作家自然受制于民族主义的支配，甚至伟大的文学家如海涅、歌德、雨果也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念坚信不疑。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在20世纪中叶以来，清算民族劣根性、克服民族狭隘性成了西方的文学大潮。随着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唾弃，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苏联的解体，文学家、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妇女解放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和文化帝国主义消解等开放性的价值取向，谱写着雄浑有力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