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论贯穿于各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脉络清楚的话语谱系，然而不同时代因社会思潮、文化语境、审美心理等方面的不同，致使文气论话语构成和批评形态发生嬗变。 对文气论发展的历史分期，不同的学者由于着眼点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纵观历代学者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五期”说：第一期是发生期和文学批评史上的气说渊源所自，以孟子的论“气”为代表；第二期是应用于文学批评，以曹丕的论“气”为代表；第三期是诗人文人开始广为采用，以杜甫和韩愈说“气”为代表；第四期是由诗与文性质之不同上企图找出切实的标准，以苏辙论“气”为代表；第五期是进一步求切实以“声气”所推究，以姚鼐和曾国藩论“气”为代表。①第二种是台湾学者朱荣智先生提出的“四期”说。朱先生历时性地梳理了文气论在六朝、唐宋、元明、清代四个时期的发展，主要就每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家的文气内涵进行分析。②另外，有学者将“文气”论分为滥觞、建立、发展、成熟四个时期，认为孟子为滥觞期，曹丕、韩愈为建立期，刘大櫆、夏丏尊为发展期，当代的唐弢、刘锡庆为成熟期。③ 这样的分期及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文气研究者提供了启迪与借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只是着眼于文气论的一般发展、“主气”说线索的变迁情形，而未能关注文气论的形而上之本体层面、大的历史转型或不同时期相关元素间的理论批评构型。因此，笔者试图从大宇宙生命美学出发，主要着眼于对待“气”的不同观念上，着眼于形而上层面文气论批评意识的变化和大的历史转型对文气论批评实践的历史加以审视，则大致可区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或四种历史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以气为主”的批评形态；唐代特别中晚唐时期——“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的批评形态；宋元时期——“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的批评形态；明清时期——“文以神为主，以气为辅”的批评形态。 一、“文以气为主” 从汉末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倾向到建安时期的抒情小赋、五七言诗的发展，是沿着重抒情、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表现出一反汉代正统文学而抒一己情怀的趋势，开辟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和大风格类型，这就是“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④的审美趋向。文学批评上的重气之旨，正是此时文学的精神气质和时代气氛的产物。而在其后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各时代自有发展变化，但在总趋势上都继承了汉末以来文学的非功利、重抒情，由此重抒情、重感兴、重个体生命气韵的独特抒发，也即重气之旨成为贯穿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的思想潮流。 魏晋人的自觉，表现为人对人之为人——人的个体意识、个体感性、个体价值、个体意志等，总之是人的生存与生命质量的苦苦思索与追寻。“文”的自觉就是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视艺术为艺术之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之审美显现。魏晋美学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生命美学。艺术审美活动是主体的生命活动，而主体生命既以气为本体，那么艺术审美活动必为气本体所使然。曹丕首举“文以气为主”之大纛，在这面旗帜的倡导下，魏晋六朝的美学家、文论家如刘勰、钟嵘，或论文之道，或论诗之源；或缕析作家之个性，或品鉴诗文之风格，都无不以“气”为准的。 最早将“气”与“文”联系起来的是先秦时代的曾子。《论语·泰伯》记录有曾子的言论：“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因此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此以气论辞始”，但实际上曾子仅仅只触及辞与气的关联。曾子之后将“气”与“文”联系起来的是孟子，但他也只是提出了“知言养气”的设想而并没有实践。直到汉魏之际的曹丕才真正在文论美学的意义上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并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开创了以气论文的经典范式，提出了“文气”说的理论纲领。 曹丕之所以能够深入到本体层面的思考，既与当时的本体思维模式有关，也与文学的发展成熟相关。汉末魏晋之时，文学开始摆脱政教功利主义的束缚，同时本体论思辨哲学的文化思潮引发人的自觉思考。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无形的本体与有形的现象的统一体，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把诗文的本体归结为“气”，是因为“气”作为生命本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性、先天性与个体性三个特点。可见，《典论·论文》是曹丕从事物表象的叩问到作家生命本体的体察、从作家生命“气化”的创造功能到独特风格的发现。如此，从天地自然之气到人身之气，由人身之气到文章之气，“气”从而成为作家的生命气质和作品风格相联系的终极因素，连接起作者禀气和作家创作特色以及作品风格特色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后世从主客体双向流通中把握作品特色的审美范式。 刘勰的《文心雕龙》涵盖了从创作本原到创作主体、从创作过程到作品形式的全部系统，可表示为：“创作本原之气—主体之气—创作过程之气化—作品之气”，正是在这样的一气化育的思想维度下，《文心雕龙》呈现出清晰而完整的文气论理论构架。 刘勰在《物色》中清楚地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本原、创作冲动的产生、创作过程的具体机制。文学活动的总根源在于“气”之阴阳运动带来的宇宙万物和人的生命波荡与入感，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更重要的是他在传统的“气感”说基础上建构起审美的物我感应关系和创作冲动的发生原理，即“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物与人共感同情，于是文学创作活动自然而然地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主体与万象始终处在大宇宙生命同构的体验中，心物相随、辞气相谐，实现着审美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