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美》这篇长文中，狄德罗对悲剧《贺拉斯》中的道白“让他死吧！”作了生动分析。他指出，如果孤立地去看这句话，就无法断定它的美丑。如果告诉读者这是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一场战斗，这句话的意蕴就丰富了。如果再告诉读者这场战斗关系到祖国罗马的荣誉，提问题的人就是答话老人的女儿，而那位参战者就是老人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他的两个兄弟都已被敌人杀死，现在这位青年要独自去抵挡敌人，老父亲为了祖国的命运，毅然决然地鼓励儿子去抗敌。这样一来，“让他死吧！”这句话就随着情境的展开，逐渐显得美，终于显得庄严了。（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P.276-277。）在这里，狄德罗的目的是为了阐明“美在关系”。与此同时，他实际上也阐明了语境对语言诗意生成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语境的逐渐展开，总是不断丰富着语词、句子的内涵，积聚、激发着语词、句子的意义，从而生成了一个人所栖居的诗意空间，一个审美的王国。 一、“能产性语境”与“限制性语境” 语境，作为始终伴随着人的语言交流活动的环境、背景，是理解活动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是语境的调节、制约、定向，语词的多义性才受到限制，歧义得到排除，多义转变为单义，于是，语言交流才得以顺利展开。书写活动则将必要的语境接纳到文本内部，力求借此保持意义的确定性。譬如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书、公文，以及种种应用文，它首先要求文本意义的明确性。对于文本中的每个语词，环绕它而构成的语境总是作出了严格限制，使语词意义趋于明晰、确定。可以说，在这些应用性文本中，语境是“限制性”的，它们互相制约，限定，从而将语言锻压成线性的逻辑锁链，任何一个支蔓旁逸都将被尽力删刈，哪怕一点模糊、朦胧也需要重新得到说明。语言不是越浑厚越好，而是越透澈明晰越被认可。 科学文本更是如此，它以其语义的清晰、逻辑的严密而获得声誉。保罗·科利尔就认为，科学语言“它可以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在这些文本中，“言论的任务是从一词多义中形成一词一义。如果通过包含在言论中的各语义领域的互相同化，论题和目的的统一体成功地建立起一单一的同位，这一任务就完成了。”利科尔进而论述了“同化”的过程：首先是“使定义工作系统化，并借助于分类来加强这种系统化”，进而以“数学符号体系”来取代日常的词，并且以“公理系统指定所有符号在理论中的位置”，“规定阅读整个符号体系的规则”。在这里，系统、规则成为压制性语境，它强制地芟除、剥夺了语言的“多义性”，从而构成“反对歧义性的言论策略的最高阶段。”（注：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P.295-297。） 哲学、历史等文本虽然不可能达到科学文本这样纯净、精确的程度，但也类似于科学文本，向着同一目标努力。 文学文本则不同。文学语言的语境既相互限制又相互生发着，而常常趋向于生发和丰富，因而是“能产性”的。悲剧《贺拉斯》即是个极好的例子。剧作就是通过剧情（语境）的展开，而使一句普普通通的道白变得熠熠生辉，成为展示人的崇高精神境界的警句名言。 “能产性语境”在文学语言的诗意创生过程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譬如“老爷”是普通的旧式称谓，虽然显示着封建等级关系，却并无深刻、丰富的意味。但是，在鲁迅小说《故乡》的特定语境中并不如此简单。“老爷”二字是润土恭敬地称呼“我”的，而“我”和润土在童年时是那么亲密，两小无猜，无所顾忌。时隔三十年，那位纯真活泼的“小英雄”已变得木讷、衰老、凄凉。一声“老爷”也就不仅是称谓，它似乎凝聚了润土一生不幸的苦难经历，包含着既欢喜又凄凉，同时这欢喜、凄凉又被犹疑和长期的麻木所困的心情，显示着人与人之间无法突破的隔膜。在此，语词不止诉说着自身，它说出了远比自身丰富得多的意义，说出了出乎它自己“意外”的东西，而这种丰富的语言内涵正是语境的“能产性”赋予的。 语境的能产作用不仅表现在人物话语中，文学作品的叙述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也显示出 ，语境的“能产”特点。在语词同“能产性语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张力关系中，语境诱发着崭新的意义、意味，它并不抽空语词，令语词成为僵死的概念躯壳，而是充实丰富着语词，使语词成为“语词自身”，并且超越于自身而凝聚起巨大的暗示、象征力量。 语境赋予语词以新义、多义，在诗歌中比比皆是。“郎为旁人取，负侬非一事；摛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承接“摛门不安横”之句，“关”意为“关门”，即“无复关门意”；而相对于“郎为旁人取，负侬非一事”而言，“关”则为“关心”，即“无复关心意”。诗歌的整体语境有意造成了这种歧异和朦胧，创造了盎然的意趣。“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欧阳修《临江仙》）“碎”字强调雨打荷叶声的细碎、淅沥、断续，同时也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寂寞。语境与语词间的张力，常常是诗人刻意追求的，这种张力使得语词的意义返照旁溢，进而获得新生命。 师陀小说《果园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句：“可恶的是城里的果树，它们一开始就把我迷住了。”“可恶”在此语境中已不再是可恶，而是可爱可亲，而且较之“可爱”更多了一分亲昵。语境的能产性不仅赋予语词以新义，甚至迫使词义向相反方向转化，从而表达了错综复杂的多指向的情感和丰富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