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3－0173－05 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领域，在众多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各种来源不同的最新思潮的众声喧哗中，有两个理论向度是最值得关注的，同时对于文学理论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也是最有意义的，这两个向度就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当下的很多文学理论方面的话题无疑都可以被整合进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是两个文学理论的内在趋向，而不是两个学科或者学科分支，当下对于文学理论的这两种趋向或正面、或反面、或积极、或消极的误读和反应，都同有意无意间将它们与学科以不同方式联系在一起有关。 一、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在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实际上是有意无意中受到普遍关注与表达的问题，但是至少在国内，还没有从理论建设的角度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就是文学理论对于自身的审度与省思。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的产生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先前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型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比如西方两千年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演变，都使文学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变得不再牢固或者受到质疑，因而导致“元理论”问题的产生；其二是社会文化与文学现状的复杂多变，使得文学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表述方式、存在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问题凸现出来，而这些问题也是属于“元理论”的问题。在当代，这两方面的因素会聚为以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潮流，翻开佛克马与伯顿斯编的那本叫作《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论文集，或许更引人注目的不是文本分析，而是充斥其中的一种元诗学和元理论的焦虑。 实际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要求的主要并不只是对于理性权能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是对于一种新的意义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至少是通过前者来达到向后者的切换。这也就是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联系，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而在这其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上理解理论本身的质性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首先需要理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如果仍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与视角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那只能将理论撕为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理论批评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因为上述那种理解方式，在根本上讲是一种误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屡见不鲜。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就可以看作是面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在理论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层面上被激发起来的反映或者反响。又因为这样的反理论潮流的流行与强大，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因此，除了前面说过的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被当作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之外，在当下的理论场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至少导致了如下结果： 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的结果之一是，文学理论脱离其原先所依凭的庞大观念体系走向自身的“本体化”：“文学理论或美学之所以能够远离其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这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像‘存在’一样意味着被发送出去，那被发送之物就是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亦即，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1]。文学理论“本体化”的结果是文学理论将自身的“存在”问题（这个经典的哲学“本体论”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或者说，它逼迫人们不得不正视它自身的“存在”问题。在以往的时代，文学理论作为人类观念体系中的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现实负责，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个庞大的人类观念仓库负责，它谨小慎微地忠于自己的职守，在这双重责任中维系自身的微不足道的存在。现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存在”，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像是阿克琉斯双脚踩在了土地上一样，一下变得力量无穷：它不再单纯对于文学现实负责，“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2]，文学理论像文学作品一样获得了无穷的想象力，它所关注的内容也像文学素材一样变得无所不包，因而变成一个急剧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于原先所凭依的庞大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这样的体系为它规定的狭小思想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驰骋自己的理论想象力。与此相应，“理论旅行”的问题也是在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存在的基础上凸现出来的理论话题。虽然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虽然像布尔迪厄这样的理论家强调“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3]，但是在“理论旅行”这样的提法中所使用的隐喻本身就提示了如下情形：理论在这样的“旅行”中，显然不是一种依存于具体的文化语境的观念性存在，而是一种独立于语境的本体性存在，因此它的文化影响与意义方式都将显然不同于语境间的观念碰撞、融合。这就涉及了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的另一方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