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赫金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难得的可以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他以自己或者别人(如沃洛希诺夫、麦德维杰夫等)的名义先后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①，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巴赫金这一时期的写作有两个显著特点，即对语言与文学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文艺思想中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其中，对语言与文学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到晚年，这是他的话语创作美学的核心论域。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则是昙花一现，1929年之后几乎完全放弃了。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晚年在接受杜瓦金访谈时，巴赫金不仅没有正面谈到马克思主义，反而将当年两位密友尤金娜和篷皮扬斯基的分手归咎于后者“又一头扎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了一个“着了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②。言外之意是篷皮扬斯基后来的信仰回归极不正常。考虑到该访谈主要围绕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身边的人与事展开，堪称对其早期学术环境的一次系统梳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因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以及他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猜测与争议。 关于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学术界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主流学者大多持这一看法。比如，格罗斯曼·罗辛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中关于社会性和社会学的论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客观认识原则的一丝味道”。斯塔里科夫更加尖锐地指出：“该书有故意为之的粉饰情调。唯心主义打着社会学的幌子潜伏进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暗中争斗。”③他不仅否认巴赫金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将他划归到对立的唯心主义阵营。孔金在谈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时也说：“很难相信，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个受过严格的古典哲学思维模式训练的人，竟然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忽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简单地把科学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竟然写出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没落’、‘资产阶级家族的覆亡’等等。”④他认为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持实用态度，并非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美国当代学者玛丽·克拉吉斯的认同，克拉吉斯说：“巴赫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从事写作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说极为敏感，而且知道如何运用它。”⑤加里·莫里森和卡里尔·埃莫森也认为巴赫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另一种观点则肯定巴赫金是马克思主义者，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等人可以作代表。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关于复调小说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时，卡特琳娜·克拉克说，认定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是一场灾难，它导致了差异的普遍消弭、人的异化以及孤独无依等，这类观点及其表述在总体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的。她还断言巴赫金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著述“日益马克思主义化了”，他不仅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学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⑦。除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外，还有人把巴赫金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⑧甚至“后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些观点孰是孰非，难以遽然下结论，观点的不同，源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 确实，马克思的学说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在被不断阐释的过程中。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⑨。因此，历史上出现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它们尽管都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但思想实质和精神内涵则可能相距甚远，这也并非不可理解。用法国学者雷蒙·阿隆的话说：“如果我们遵循历史批判的准则，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是‘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它能包容各种各样看上去可信的解释，但只要我们有权参照我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参照马克思本人的精神世界来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资本论》，那么这些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⑩具体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主要有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以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卢卡奇为代表。当然，还有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巴赫金的文艺思想主要受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而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明显缺乏好感。 巴赫金对卢卡奇缺乏好感，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与两人学术旨趣的差异有关。就政治原因而言，卢卡奇的理论在苏联总是境遇不佳，先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引发巨大争议，该书因其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所作的第一次“松动”而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圣经”，其中的一些观点当时就受到过列宁的批评；后是他的勃鲁姆提纲被共产国际批评为“取消主义”，也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这种被动的处境使卢卡奇曾经一度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把精力转投到理论活动中，尝试用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来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但是，在卢卡奇从事文学和美学研究且成绩斐然的这一时期，巴赫金却被逐出了学术界。因此，卢卡奇的文学与美学思想不大可能为巴赫金所知悉。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学理上的。卢卡奇是黑格尔的忠实追随者，巴赫金则偏爱康德哲学而疏远黑格尔。尽管在著述里巴赫金不曾公开批评过黑格尔，甚至很少提及他，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他的冷淡。即使偶尔提到，也大多作为反面例证出现。比如，他说黑格尔热衷于建构理论体系。而体系恰恰是巴赫金要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体系意味着终结、完成或者闭合，这是学术惰性的一种表现，与他本人极为推崇的“未完成性”思想不相容。此外，巴赫金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总体观并不看好，认为它是独白的。而独白的辩证法不但没有思想的生产能力，反而容易将思想导入死寂之境，这与他本人的对话主义不相容。 巴赫金对黑格尔的批判容易让人联想到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黑格尔的那个“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11)。这一矛盾说明黑格尔辩证法本身不合理，因为在合理的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2)。与巴赫金不同，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因此，他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3)这一观点早已广为人知。可以说，卢卡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是一次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激进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