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7)06-0046-12 古往今来，大众文学始终是一个庞大的部族。尽管“大众文学”的界定标准并未统一，但是，现今的文学观念通常承认，大众文学的特征相对于经典文学体系而言。大众文学多半通俗浅显、受众广泛同时旋生旋灭；经典文学历经复杂的汰选机制而长存于文学史，相当一部分作品显得深奥乃至晦涩。当然，现今意义上的大众文学远远不限于纸质的畅销书，而是包括了电视、电影或者互联网上的流行作品。或者可以说，后者的数量和各方面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前者。不言而喻，文学史内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分野由来已久，但是，大众文学的正式划分乃至命名仅有短暂的历史。审美、美感以及美学这一套概念出现之前，文学的各种功能——例如，娱乐消遣、抒情言志以及精神塑造、人格教育、历史承传、社会动员无不相互交织，构成了文学的整体效应。时至如今，审美逐渐构成了经典文学的首要标志。当然，审美不仅包含了巨大的内心愉悦和情绪震荡，同时还包含了深刻的哲理。与此同时，另一些适合娱乐消遣的文化功能更多地委托给大众文学，例如欲罢不能的悬念、奇幻景观、情色或者暴力元素，逗乐喜剧乃至爆笑，如此等等。 文学史不仅保存了作家个人风格的巨大烙印，同时，各种文学形态的变异深刻地记录了文学与大众相互激荡的痕迹。尽管作家是众所周知的文学生产者，但是，大众的参与和文学的发生、演变具有密切的呼应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研究仅仅围绕经典文学展开。经典文学的作者和文本是文学研究的焦点。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精神分析学或者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批评家徜徉于经典文学领域，剔精抉微，钩沉索隐；相对地说，大众文学似乎没有资格作为一个整体充当文学研究的对象。由于大众文学的浅薄，批评家的各种文本分析工具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同时，由于大众文学通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亚文化，它们的作者很少因为令人敬佩的创造才能而赢得广泛研究的资格。大众文学的“大众”显然指的是为数众多的读者，但是，他们往往被批评家拒之门外。接受美学考察的仅仅是抽象的“读者”——一个相对于作者和文本的文化方位。某一个历史时期拥有各种真实身份的读者“大众”为文学带来了什么?文化研究兴盛之后，这些问题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这些问题的浮现与“雅”“俗”观念的再认识有关。相当长的时间里，经典文学之“雅”对于大众文学之“俗”形成了巨大的排斥。不少人认为，二者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两种不可混淆的美学追求左右了不同的文学潮流，同时，两种文学潮流的背后隐含了一系列固化的社会阶层区分，例如精英、知识分子、贵族、专业人士；或者庸众、不学无术、暴发户、业余分子，如此等等。然而，文学史事实证明，“雅”“俗”的术语背后存在不同的历史内容。某一个时期的“俗”文学在另一个时期转换为“雅”文学并且入选经典之列，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国文学史上的词、曲以及长篇小说无不带有浓厚的“俗”文学风格，歌伎传唱、草台班子的演出或者瓦舍勾栏之中的讲史俱是流行一时的民间娱乐。尽管如此，词、曲以及章回小说转化为经典的篇目比比皆是。化俗为雅和化雅为俗是历史之中不断上演的剧目。“俗”文学之中某些生气勃勃的元素可能破除“雅”的纤弱、僵化和矫揉造作，正像“雅”所包含的各种深奥形式可能大面积地普及和通俗化。总之，某一个时期的雅、俗之分并不能否认“俗”的意义；相对的历史条件可能改变“俗”文学的卑微身份。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研究”开始正视大众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说，经典文学的承传主要依赖文学教育支持的传播体系，那么，大众文学具有远为宽泛的传播范围。从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到引车卖浆者流，大众文学无远弗届。那些讲授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教授下课之后同样津津有味地阅读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或者武侠小说，尽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课堂上郑重地推荐和分析这些作品。经典文学的影响多半可以延续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众文学往往在一时一地产生压倒性的轰动之效。尽管经典文学拥有傲人的审美价值，但是，从休闲方式、白日梦幻想、青春期苦闷的抚慰到英雄偶像或者快意恩仇、一诺千金的为人处世，大众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远比预料的强大。因此，一个事实愈来愈刺眼：如此强大的大众文学远未赢得文学研究的足够关注。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地绕开这个问题了。 晚清至21世纪初，大众文学曾经出现过两次相对集中的大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海上花列传》、外国侦探小说以及《小说月报》等一批报刊杂志共同开启了近现代大众文学的启蒙时期，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大众文学并未因为遭受猛烈的抨击而绝迹，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或者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他们的影响延续至40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阶级斗争的肃杀气氛驱走了形形色色时娱乐主题，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或者驰骋江湖的武侠小说遭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严厉清算，尽管某些革命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大众文学的叙述模式。大众文学的第二次大潮大约于20世纪90，年代勃兴，金庸、梁羽生或者琼瑶这一批境外作家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迄今为止，大众文学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强大的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及时跟进，例如《少林寺》为首的武打电影、《泰囧》式的新型喜剧影片或者电视肥皂剧——包括风靡一时的“韩剧”。互联网快速普及之后，网络小说异军突起，网络小说与纸质畅销书、电影改编或者电子游戏设计之间的联盟正在造就大众文学的崭新平台。 20世纪80年代是大众文学的过渡期。大众文学之所以如此迅速地从冻土之中再度萌芽，继而成为声势显赫的文化景观，人们至少可以追溯至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首先，计划经济的大范围收缩与市场的解禁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同时，这种状况很快形成了某种世俗氛围。琳琅满目的商品流通背后，各种冻结的欲望开始膨胀，物质和货币成为世俗社会普遍的润滑剂。这不仅迅速地解除了禁欲观念，鼓励娱乐主题崭露头角，而且，文化、娱乐、市场三者开始形成互惠互利的衔接链条。不论是作家、演艺人员还是一部文学名著或者一部声名遐迩的电影，人们的议论不再限于天才的文学想象、深刻的哲理以及演技或者镜头画面，演员的身价、票房价值或者作家的版税收入已经从无足轻重的文化花絮晋升为令人瞩目的头号文化新闻。大众文学的复苏甚至导致各种文类等级的微妙调整。由于远离娱乐主题，诗、戏剧以及各种实验性写作逐渐遭到冷落，另一些文类或者次级文类占据了中心位置，例如电视肥皂剧，或者侦探小说、惊险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