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8)04-0109-06 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它们在对立统一中共同推动着文学的生产革新。20世纪伊始，随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文论的批评重点逐渐从作家过渡到文本，研究重心的变化使得文学批评家不仅关心单个文本的语言和结构，他们也开始研究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并试图勾勒文学史的基本模式。具体可分为两种基本路径，第一种是以艾略特、韦勒克、弗雷等为代表的“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认为文学传统决定了作家的创作方式，“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1]，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为顺向相关，前人天然合法地对后人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是一种顺时针的良性促进。第二种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影响误读理论为代表，在布鲁姆看来，前人的正向影响虽然存在，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影响起到的阻碍作用，后辈新人在面对前辈诗人的强大存在时，必须仪式性地杀死前辈，通过“误读”前辈为自己的创作腾出空间。而误读发生在一首诗和另一首诗的所有方面，集中体现为一个六重转义系统，主要包括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以及代喻，误读的发生基于语言内部的不稳定性，发酵于本义和转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定格在前文本和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上，最终指向文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对前人的误读强调的是对抗、竞争，而非否定、割裂。纯粹的否定必然会造成文学史的断裂，后人的成长是通过重构前文本的方式来实现的，我们整个文学史是一部充满误读的对抗史，而非否定史。在布鲁姆看来，误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上没有所谓的“正读”，“阅读，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就是误读。”[2]误读在不断生产新的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部家庭的罗曼司。正是因为误读在不断推动文学的更新换代，所以它是文学不断创新的内在机制。既然误读直接指向创新，那么必然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艺术生产”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点学界鲜有论及，虽然布鲁姆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布鲁姆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叫板，称对方为“憎恨派”，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术语“生产力”是理解误读理论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视阈对误读进行观照，误读和文学生产共同构成的是文学传统和创新之间的桥梁，也是文学的生产力。 一、误读作为一种理论方法 中外文学史上，“误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对应的英语词“misreading”是一个复合词，由前缀“mis”加“reading”构成，正读是误读存在的前提，误读是正读基础上的离格。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文论旨在追求一种本质的、统一的意义，尽力避免因误读而产生的歧义。从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诸坐标”[3]进行分析，20世纪以前，其“正”“误”的标准由作家“钦定”，文本意义的来源依赖作家和世界。20世纪以来，作家权威随着“理性”权威的消解面临严重挑战，读者和文本一跃成为意义源。在传统文论看来，语言是世界的表现工具，是现实的“外衣”，而形式主义将语言的地位提升到文本核心的地位，语言的转义性、陌生化决定了文本的“文学性”；结构主义排斥作品之间的差异性，以普遍结构模式架构文本的意义；接受美学以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文学阐释的主体在于带有“期待视野”的“隐含读者”身上，文本作为空白的召唤意义的结构依然没有超出文本意义确定性的范围。可见，传统文论对于误读的负面性谈的太多，对于误读的生产性谈的太少。 在文本意义研究的问题上，真正实现颠覆性转变的是解构主义批评。宣告传统“正读”的不可能性和“误读”的绝对性。在解构主义文学者看来，在文本这个系统中，事实上所有的逻各斯都是被延异下去的，决定文本意义的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甚至封闭的文本自身都不能穷尽意义，文字既建构文本，又扰乱(dislocate)文本，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遗嘱的性质，“意义的绝对起源就是痕迹”[4]。痕迹不是逻各斯，不是理念，痕迹就是文字，文字又是转义的，是不可直观的东西。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划上等号。真正将误读理论进行系统化解读的是布鲁姆，但是布鲁姆的误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错误理解”的误读，也不是解构主义的“误读”，而是指读者的有意偏离，是一种诗学影响。侧重于文本之间的意义的对抗和修正，实质是意义的无限再生产。 那么传统上关于misreading的构词法就需要做出新的界定，传统认为“误读”以“正读”为前提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说法预设了时间性，不如说“阅读(read)”就被刻写在“误读(misreading)”中，就像“建构(construct)”被刻写在“解构(deconstruct)”中一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兼顾强力诗人对传统的接受和反叛，因而“误读”既是“阅读”也是“误读”，弱误读就是“正读”，是一种被动接受前人而不成就自己的阅读方法，事实上，布鲁姆不否认传统的“阅读”(比如新批评，比如艾略特)，他的“误读”实际上包含了传统的“阅读”，布鲁姆最大程度地将误读的积极意义呈现出来，也即误读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意义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