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笔谈栏目刊出陈伯海等五位先生的文章，围绕“在中国发现文论”的主题各抒己见。有趣的是，诸位不约而同地都重视如何成功地建设“中国文论”，并对相关的一些理论观念作平心静气的阐释，而并不在意话语权的得失。建设重于争论，这真是中国文论界的一个好现象。 陈伯海先生提出了一个可能须几代人努力的世纪课题：“古代文论”向“中国文论”的转变。他以中医为喻，说中医植根于传统中国医术，但不称之为“古医”，因为它不单存活于古代，即使在当今也仍处于作诊疗、开处方的活跃状态，它是现代医学中与西医并列的一个派别，而非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他提出一要阐释，二要应用，三要建构的方法，以将传统诗文评里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联结，即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它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也就是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成的中心目标。此论颇有深意，无疑为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的进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蒋述卓先生高屋建瓴又乐观地认为，从全球地域化视野来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具有实现本土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他对新儒家的看法是：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现代转换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主要是他们注重在精神传统上继承，并根据对当下生存境遇的思考来进行古代诗学概念、范畴的现代诠释，不是简单地将个别与部分词语挪移，而是作一种整体上的现代整合。但是，我们学习这种经验时，又不得不对新儒家文化诗学的整体发展做更深入的拷问。至于如何深拷，读者自可细读细究之。看来，新儒家的学术努力已然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成功个案。 曹顺庆先生对他最先提出的“失语症”概念作了一些深刻的说明并开出救治药方：“失语”和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话语”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即失去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传统中国文论的范畴，是话语表层的东西，有时代局限性，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东西。范畴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或消亡，话语却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进行现代转换。西风日炽，国人长期以来自我否定的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因此，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开展原典教学，一方面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学习外文原著，如此才能改变失语现状。 张节末先生指出，对当今西方话语是否能够重演历史上佛教式的文化渗透，我们自然是难以放心，这就是文论“失语症”的病因之一。他通过回顾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慧能、玄奘和毛泽东的经验，点出已然处于比较语境之中的中国文论的突围之道，即中国文论研究必须在比较语境中展开。他认为，比较的话语权体现于发现“中国问题”，并分别举王维诗中鸟、山、花三种意象来说明印度佛教传统和中国儒道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尝试在中国儒道传统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为意境定位。 胡晓明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感知到新儒家诗学的学术蕴涵，并对徐复观进行了个案研究。胡先生认为，徐复观的文学观富含现代新儒家的学理，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其观点既不降低人心而为自然人性，也不夸张而为神性人心，更不流于现世而为气化人性，他以“伟大”、“性情”和“功夫”为要义的心学文学观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应有相应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失语症”；“中国问题”；新儒家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1—0005—21 笔谈特约主持人：张节末 教授 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 陈伯海 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以前没有“古文论”的称谓，有的只是“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存活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事实确乎如此，我们看到，不仅唐人评唐诗唐文、宋人评宋诗宋文属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即便宋人评唐代诗文或明清人评唐宋诗文，皆是为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构建范型，亦属当代性文学批评。文学领域中的这一活生生的存在，自不能称之为“古文论”。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运而兴，它拓展了传统诗文评的内涵（加进了小说、戏曲等评论），而又冠以“史”的名目，原本活生生的存在遂转型为历史的资料，成为今人钩考、清点与梳理的对象。这样一种由评入史的演变，当是与新旧文学之间的隔阂分不开的，故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了学科的定名。近年来，“古文论”之称又稍稍流行，较之“批评史”，似乎更倾向于发扬传统诗文评的理论价值，但加上一个“古”字，终不免限定了其生存范围，很难摆脱历史学科的定位，以恢复诗文评的活力。面对新的世纪，我们这门学科在研究方向上还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提升，即从古代文论向中国文论转变呢？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传统与当代方能接通，而民族与世界的交流融会亦才有可能。 “古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区别何在？打一个浅显的比方，中医植根于传统的中国医术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医不称为“古医”，因为它不单存活于古代，在当前的医疗系统里，也仍处于作诊疗、开处方的活跃状态；它是现代医学中与西医并列的一个派别，而非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相比之下，古文论的命运便有所不同。尽管目前高校的有关专业多设有古文论的课程，学术领域里的古文论研究亦仿佛搞得火旺，而究其实质，基本未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也就是说没有或很少应用于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不仅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评论中罕见古文论应用的痕迹，就是今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亦未必常沿袭古文论的学理，反倒要时时参用现代文论乃至西方文论的理念。奇怪吗？是的，但不足为怪。因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必然具有现代意识，即使是审视本民族的古代文学传统，也很难回归到原初的心理状况和话语系统中去，于是参用现代理念便不可避免。这正是为什么传统的诗文评在它那个时代能成为活生生的存在，进入20世纪以后却只能以古文论面目出现的缘由。要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须增强理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条明显的出路便是变古文论为中国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