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纷纷涌现，发表了很多新鲜的深刻的见解，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缺陷和偏颇。从“五四”以来，尤其是最近20年，我们大量引进和借用西方批评界的观点和术语，包括所谓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性批评，以及时下很时髦的后殖民思潮，等等。我们在借鉴这些东西时，有时是偏执一端，有时是综合兼容，这可以成就一大批有特色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拓展了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视野，但是浮躁空泛之风很盛，概念卖弄成为时髦，不但没有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批评世界，在有些方面，反而使批评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跌了价。 应当看到，式样翻新的理论思潮之间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各执一端的价值观，西方思潮得以产生的文化情景，和东方接受者的文化情景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的差异和错位。所以在信息流通这么广这么迅速的现代社会，当然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广泛地汲取、选择、消化和融合人类最新文化成果，作为我们自身的多样性的文化探索和创造的资源，这是启发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创造的需要，但是这种多样性的创造，必须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多样性，必须把多样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外来思潮可以作为我们的创造性参照物和借鉴的对象，但是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不靠自己的独创，而专门去贩卖外国的时髦货色，就能够创造出包含自己的血脉和信仰在里面的精神家园，就可能创造出带有自己的理论权威性和自己的大国风度的文化。过分地浮躁地去学西方那些常常是过眼烟云的颠覆的姿态和行为，就很可能损伤我们自己文化的元气，造成我们文化的贫血。美国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绅士的眼中，它是一个逃学的，去闯世界的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所做的美国学的研究，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人才和精力的。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扬基文化”和“清教徒文化”，建立了美国自己的人文价值体系。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50%是人文科学，知识经济后面有人文的价值观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要为我们民族的命运着想，我们的文学批评，光是拿人家的眼光来对自己评头品足，这是很不够的。西方的理论思潮，我们可以借鉴，但是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方法可以借鉴，但责任不能让人家来代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感，自己的价值观。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先进，什么是方向，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难道不是价值观吗？当代的文学评论应该用邓小平理论，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建构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现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现代文化繁荣活跃时期的一个现实要求。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讲的价值重建和“五四”时期提出的价值重估，应该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要重估，而是要重建。要建立中国的现代的人文体系。 我们现在讲经济、科技全球化，就是要有一种负责任的全球化，而不是放弃我们责任的全球化。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具有更加充沛的元气，使我们的文学评论出现权威的大家。同时，也使我们的文艺评论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柱、精神上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