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文学新格局”的确立 1949年7月在已解放了的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通常被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开端。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家八百二十四人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茅盾和周扬作了报告，分别总结四十年代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大会确立了中国大陆文学的新格局：在存在的多种文学成分、力量中，革命左翼文学被确定为惟一合法存在的文学；毛泽东的《讲话》被宣布为文艺家的“共同纲领”；对于即将展开的“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式，包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语言和风格，也都确立了应予遵循的规范。作为文学“新格局”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作家、艺术家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并成立了“专管文化艺术部门”（郭沫若：大会“总结报告”）的机构，加强对文艺工作和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组织领导，这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和下属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等各协会。 1954年，“胡风集团”的覆没 胡风为首的文学集团，是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派别。在理论、世界观和实践的关系上，他们更重视生活和创作实践；在创作的主客观问题上，更突出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的人格精神；并从对中国现代化面临“封建性”巨大阻力的估计出发，强调作家发扬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这些主张和实践，与周扬等的左翼文学主流派发生冲突。事实上，到四十年代后期，胡风等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但胡风一派坚信其主张的“真理性”，并理想主义地相信终会取得胜利。1954年，他采用中国文人传统的“上书”方式，向中共中央呈交近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企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意见书”再次申明他的理论观点，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等的批评，批评“解放以来”周扬等所主持的文艺工作，提出文艺问题的歧见应“在实践过程中去解决”等重要建议。但“意见书”不被接纳，毛泽东指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1955年，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由于胡风追随者舒芜在批判运动中交出胡风写给他的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与胡风的往来书信，对胡风等的批判，从文艺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胡风等成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包括路翎、阿垅、鲁藜、吕荧、牛汉、绿原、王元化、贾植芳、曾卓等七十八人；几十人被捕入狱。“当代文学”失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失去了在左翼文学框架内对文学观念和政策的偏狭和僵硬进行调整的机会。 1956年，文学的“百花时代” 这一年春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开始推动文学的革新潮流。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即秦兆阳）、《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人情》（巴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刘绍棠）、《刺在哪里？》（秋耘）、《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陈涌）等文章中，对解放以来的文学状况，和理论、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而期望能出现艺术创造自主性的自由环境。这期间，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也作出许多重要改革。在这一环境下，从1956年到第二年，发表（出版）了不少重要作品。如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铁木前传》（孙犁）、《改选》（李国文）、《明镜台》（耿龙祥）、《小巷深处》（陆文夫）、《红豆》（宗璞）、《美丽》（丰村），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被围困的农村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当时未公开发表，受到内部批判）、《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在智利海岬上》（艾青），话剧《茶馆》（老舍）、《同甘共苦》（岳野）等。这些作品，或者表现了关切社会缺陷的“干预生活”的倾向，或者向着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的维护和开掘，并在艺术上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使这一革新受挫。 1958年，长篇小说的“丰收” 在“大跃进”运动中，文学创作的质量显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不过，需要有较长时间孕育、写作的长篇小说，在这期间则有多部重要作品面世。1957年，写四十年代内战的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和写了三十年代北方农民运动的梁斌的《红旗谱》相继问世。1959年出版的长篇更为集中。它们有《山乡巨变》（周立波）、《战斗的青春》（雪克）、《青春之歌》（杨沫）、《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冯德英）、《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钢》（刘流）等。长篇出版的这一势头，延续到六十年代初。如1959年的《三家巷》（欧阳山），1960年的《创业史》（第一部，柳青），1961年的《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这一时期的长篇中，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质量也较高的，是写“革命历史”的作品。《青春之歌》在六十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地，也拥有许多读者；《红岩》从初版到八十年代，共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在五十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由于被批判为“封建”、“买办”性的文化，而受到排斥。《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和《林海雪原》等作品，有限度地运用通俗小说的方法来写“革命历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它们被看作是革命的通俗小说。
